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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11日,苏俄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国家收集各生产省的粮食和饲料》法令,标志着余粮收集制的全面实施。这一政策通过强制征收农民余粮,成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维系政权生存的核心经济手段。
1918年至1921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陷入内外交困:协约国武装干涉、白卫军叛乱、经济崩溃与饥荒蔓延。据记载,1918年莫斯科工人每周仅能领取八分之一磅面包,甚至出现连续断供。农业主产区因战争与土地改革陷入混乱,粮食收购量暴跌至计划量的15%以下。列宁直言:“饥饿的根源并非俄国无粮,而是资产阶级与富农的破坏。”
为集中资源应对危机,苏俄在1918年5月试行粮食垄断政策,但收效甚微。至1919年初,前线军粮告急,城市饥荒加剧,政权存亡系于粮食管控。
根据法令,政府以“摊派”形式向农村征收粮食:
下表显示1917-1920年粮食征购量变化:
年度 | 征购量(万普特) |
---|---|
1917-1918年 | 7,340 |
1918-1919年 | 10,790 |
1919-1920年 | 21,250 |
数据来源: |
法令落地后,苏俄组建工人征粮队与军事化征粮军,深入农村强制执行。1919年8月,彼得格勒封闭所有市场,私贩粮食者遭逮捕。征粮队常以暴力手段完成任务,导致农民藏粮、毁田甚至暴动。一名吉尔吉斯农民控诉:“粮食被收集得像扫帚扫过一样干净。”
尽管手段严酷,余粮收集制短期内保障了红军补给。1919-1920年,超过2亿普特粮食支撑东线战场,扭转了内战局势。
政策虽巩固政权,却埋下深远隐患:
列宁在1921年承认:“我们试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实证明这是错误的。”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通过《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决议,粮食税额度较原征购量降低43%。新经济政策重启市场机制,允许农民自由支配余粮,标志着苏俄从战时动员向经济重建转型。
余粮收集制作为特殊时期的“非常手段”,既凸显政权生存的残酷逻辑,亦揭示理想化政策与现实的剧烈冲突。其兴废历程,成为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重要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