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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作为编年体通史巨著，其独特体例和叙事方式为后世史学发展提供了范例，在体裁、叙事及史观等方面影响深远。
体例上的影响
- 编年体复兴：在《资治通鉴》之前，纪传体占据主流。司马光以编年体撰写《资治通鉴》，使编年体再度兴盛。后世许多史书纷纷效仿，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等，它们继承了编年体按时间顺序编排史事的特点，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清晰展现历史的发展脉络。
- 纪事本末体诞生：编年体虽能体现时间顺序，但同一事件分散于不同年份，阅读不便。袁枢受《资治通鉴》启发，创立纪事本末体。他将《资治通鉴》中相关事件集中起来，以事件为中心进行叙述，如《通鉴纪事本末》，使史事的来龙去脉一目了然，为史学编纂开辟了新途径。
叙事方式的影响
- 详略得当的叙事原则：《资治通鉴》在叙事时，根据历史事件的重要程度决定详略。重大政治、军事事件详细记载，而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则简略处理。后世史书借鉴这一原则，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对北宋历史上的重大政治变革、军事冲突等详细记录，使读者能抓住历史关键。
- 客观叙事与史论结合：《资治通鉴》在叙事过程中，司马光通过“臣光曰”发表自己的见解。后世史学家在撰写史书时也采用这种方式，既客观叙述历史事实，又适当加入自己的评论，如《续资治通鉴》在叙事之余，也会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点评，有助于读者理解历史背后的意义。
史观方面的影响
- 资治鉴戒思想传承：《资治通鉴》旨在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理政的借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后世史学著作多继承这一思想，以史为鉴，关注历史对现实的启示。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通过对《资治通鉴》所记史事的评论，阐发自己的政治、哲学观点，为后世治国理政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