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将王超在对抗契丹的战役中有哪些著名战绩? 北宋大将王超在对抗契丹的战役中有哪些著名战绩?他究竟靠什么战术应对强敌?又是否留下过扭转战局的关键决策?
北宋立国之初,北方边境便始终笼罩在契丹铁骑的阴影之下。作为与辽国(契丹)交锋最频繁的时期之一,宋真宗咸平年间的防御战尤为关键——而时任镇州、定州、高阳关三路都部署的王超,正是这一阶段宋军阵营的核心统帅。他的军事行动不仅关乎边境安危,更直接影响着北宋对辽战略的调整方向。那么,这位身负重任的大将,究竟在对抗契丹的战役中留下了哪些值得铭记的战绩?
一、威虏军城下的“疑兵退敌”:以虚实打乱辽军节奏
咸平四年(1001年)秋,辽圣宗耶律隆绪亲率大军南下,目标直指北宋北部军事重镇威虏军城(今河北徐水西北)。此地扼守白沟河一线,是契丹骑兵南下的必经之路,也是宋军“以城制骑”的关键节点。面对辽军号称十万的主力部队,王超并未选择硬碰硬的正面决战,而是采取了“虚张声势+分兵牵制”的策略。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王超先命麾下将领张凝、魏能率轻骑绕至辽军侧后,于夜间点燃多处空营帐篷,制造出“宋军援兵已至”的假象;同时,他亲率主力在威虏军城墙外广布旗帜,擂鼓呐喊,让辽军误以为城内守军兵力充足。辽军侦察兵多次试探性进攻均被击退后,耶律隆绪开始怀疑前方有埋伏,加之秋冬季节粮草补给渐趋紧张,最终被迫撤军北返。此役虽未直接斩获辽军首级,却以极小的代价化解了威虏军城的危机,为后续防御争取了宝贵时间。
二、遂城之战的“协同防御”:筑牢边境防线链条
咸平五年(1002年),辽军改变战术,转而进攻位于保州(今河北保定)以北的遂城(今河北徐水西)。这座小城虽规模不大,却是连接威虏军与定州的枢纽,一旦失守,整个河北西路的防线将被拦腰截断。当时王超虽未直接驻守遂城,但他作为三路都部署,承担着统筹各城防务的职责。
面对辽军的迅猛攻势,遂城守将杨延昭(即民间熟知的“杨六郎”)依托城墙狭窄、易守难攻的地形,组织军民搬运冰块加固城墙,并用沸水浇灌攻城梯。王超得知战况后,迅速调派定州方向的宋军分部增援,同时在遂城周边设置多道伏击线,阻截辽军后续部队。当辽军久攻不下且侧翼遭遇宋军袭扰时,其攻势逐渐疲软,最终在损失千余兵力后撤围而去。此役中,王超的“全局调度”能力得以凸显——他没有局限于单一城池的得失,而是通过各据点间的协同配合,成功守住了边境防线的关键节点。
三、望都遭遇战的“临危决断”:虽败犹显担当
咸平六年(1003年)的望都之战,是王超军事生涯中争议最大的一场战役,却也最能体现其面对强敌时的复杂抉择。这年十二月,辽军再次大举南侵,目标直指河北中部的望都县(今属河北)。王超接到情报后,立即率主力自定州北上驰援,却在行军途中遭遇辽军主力伏击。
据《宋史·王超传》记载,当时宋军因携带大量辎重行动迟缓,且地形不利于展开骑兵作战。辽军抓住机会,以轻骑穿插分割宋军阵型,将王超部与先锋部队隔开。面对危急局面,王超选择收缩兵力固守待援,而非冒险突围——这一决策虽导致先锋将领王继忠被俘(后成为辽宋议和的重要中间人),但也保全了主力部队的有生力量。战后有人批评他“畏战避锋”,但亦有史家指出,在敌众我寡且通讯不畅的情况下,避免全军覆没已是当时最优解。更重要的是,王超在战后主动上书自劾,承担了指挥失当的责任,这种担当精神同样值得关注。
关键问题延伸:王超的战绩为何争议不断?
若将王超的军事行动置于北宋对辽整体战略中观察,其“战绩”的评价需结合多重背景:
1. 战略目标差异:北宋初期对辽多采取“守势防御”,王超的任务是“御敌于国门之外”,而非主动出击歼灭敌军,因此其胜利往往体现为“化解危机”而非“扩大战果”。
2. 兵力与装备限制:宋军以步兵为主,面对辽国骑兵的机动性优势,很难在野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更多依赖城池防御与战术周旋。
3. 史料记载倾向:宋代官方史书对将领的功过评判常受政治因素影响,王超晚年因“逗挠不前”(望都之战后的争议)被降职,部分战绩可能被淡化处理。
从威虏军城的疑兵计,到遂城防线的协同调度,再到望都之战的临危决策,王超的军事行动虽未留下“大破辽军”的辉煌记录,却始终以“稳守边境、减少损失”为核心目标。他的战绩或许不如杨业、狄青那般广为人知,但在北宋与辽国长期对峙的背景下,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坚守,构筑起了中原王朝北疆的安全屏障。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战役时,或许更应关注:在实力悬殊的对抗中,如何以智慧与韧性守护家国安宁?这或许才是王超留给后世最珍贵的军事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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