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儿飞飞
日共内部中核派与革马派在革命策略上的根本分歧如何体现？ 为何两派长期对立却始终未能弥合分歧？
日共内部中核派与革马派在革命策略上的根本分歧如何体现？这是日本左翼运动史中持续数十年的核心争议。两大派系同属日本共产党激进分支，却因对革命路径、组织形态与社会变革时机的判断截然不同，形成了长期对立的理论阵营。这种分歧不仅体现在文本论述中，更通过具体的政治实践、组织运作乃至国际立场展现出深刻矛盾。
一、革命性质认知：直接夺权还是长期积累？
两派对“革命本质”的理解差异是最根本的分野。中核派坚持“短期革命论”，认为日本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统治虽稳固但存在内在脆弱性，无产阶级可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直接推翻现有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其理论依据源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强调工人阶级必须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机器控制权。
革马派则主张“长期改良积累论”，认为日本社会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高级阶段，资产阶级通过福利政策、文化渗透等方式分化了工人阶级，直接革命的条件尚不成熟。该派更倾向于通过议会斗争、工会组织建设等合法途径逐步扩大社会主义影响力，在长期积累中等待革命时机。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两派在行动策略上南辕北辙——中核派频繁组织街头示威甚至冲击政府机构，革马派则将主要精力投入地方选举与基层工会渗透。
| 对比维度 | 中核派 | 革马派 | |----------------|---------------------------------|---------------------------------| | 革命性质定义 | 直接暴力夺权 | 长期渐进积累 | | 核心手段 | 武装斗争、大规模示威 | 议会斗争、工会建设 | | 对现状判断 | 资产阶级统治存在即时可乘之机 | 统治基础稳固需长期瓦解 |
二、组织形态选择：集中领导还是民主自治？
在政党建设层面，两派对“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如何运作”存在根本冲突。中核派强调“先锋队绝对领导”，认为革命需要高度纪律化的先锋政党作为核心，由少数经过理论训练的精英制定战略并指挥群众运动。该派内部实行严格的层级制度，上级决议对下级具有绝对约束力，甚至将不同意主流路线的成员视为“修正主义者”予以开除。
革马派则倡导“民主自治式政党”，主张政党应是工人阶级的协商平台而非指挥中心。他们要求决策过程充分听取基层党员意见，重大议题需通过全员讨论投票决定，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或权力垄断。这种组织理念使得革马派内部派系更为多元，但也常因争论拖延行动效率。例如在1970年代反安保条约修订运动中，中核派能迅速动员数万群众包围国会，而革马派因内部对是否参与游行、如何标语等问题反复辩论，最终参与规模不足中核派的三分之一。
三、国际立场差异：亲苏路线还是独立自主？
冷战时期的国际共运分裂进一步加剧了两派矛盾。中核派长期亲近苏联共产党，认为苏联模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成功范例，在1960-1980年代多次公开支持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干预行动，并呼吁日本效仿“十月革命”道路。该派甚至将批评苏联政策的左翼团体视为“帝国主义代理人”。
革马派则坚持“国际共运多元论”，反对将苏联经验神圣化。他们认为各国革命应基于本国具体条件探索路径，既批判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也警惕苏联官僚层的特权化倾向。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中，革马派公开谴责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改革派，而中核派则保持沉默甚至部分成员表示理解苏联“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稳定”的必要性。这种国际立场的对立延伸到国内政策，例如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态度——中核派主张联合苏联施压日本政府废约，革马派则更关注通过国内群众运动迫使当局让步。
四、现实影响：分裂如何阻碍左翼力量整合？
两派的分歧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更深刻影响了日本左翼运动的整体效能。1960年代至1980年代，日本爆发多次大规模社会运动（如反越战示威、成田机场建设反对运动），本可成为凝聚左翼共识的契机，却因中核派与革马派争夺领导权而内耗严重。例如1971年反对冲绳返还日本的全国游行中，两派各自组织队伍却拒绝协调行动，最终被警方分而治之，运动效果大打折扣。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理论传承的断裂。年轻一代左翼活动家往往面临“选边站队”的困境——选择中核派需接受严格的纪律约束与先锋队崇拜，加入革马派则可能陷入无休止的辩论循环。这种分裂状态使得日本左翼始终未能形成足以挑战自民党长期执政的统一力量，客观上为保守势力的延续提供了空间。
【分析完毕】
当代观察者或许会问：为何两派历经半个多世纪仍无法调和分歧？答案或许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中——当直接革命的客观条件长期不具备，而改良路径又难以快速见效时，理论阵营的自我强化倾向便会加剧。中核派与革马派的争论本质上反映了无产阶级运动在复杂现实面前的策略探索困境，这种探索虽充满曲折，却为理解社会变革的多元路径提供了珍贵样本。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厘清两派分歧的核心逻辑，不仅有助于还原日本左翼运动的历史脉络，更能为思考“如何在非革命条件下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命题提供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