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就业歧视第一案”背后的十二年维权困局

时间： 2026-01-24 16:28:19 阅读：519

教师招聘考试中的血色体检单

2010年7月，安徽安庆市立医院的体检室内，22岁的师范毕业生小吴接过报告单时双手颤抖——HIV抗体阳性。这份诊断书不仅击碎了他成为公立教师的梦想，更将他推入中国首例艾滋病就业歧视诉讼的漩涡。

此前，小吴以笔试第三、面试第一的成绩通过安庆市直学校教师招聘考试，却在体检环节因艾滋病病毒携带被拒录。教育局援引《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中“艾滋病不合格”条款，坚称“程序合法”。小吴愤而起诉，却在一审中败诉。法院认为，教育局“事实依据充分”，而彼时《艾滋病防治条例》中“不得歧视”的条款在行政规章前显得苍白无力。

法律冲突下的“系统性排斥”

案件暴露出我国艾滋病就业保护的法律困境：

这种矛盾在2012年江西教师招聘中再次凸显。考生小齐同样因艾滋检测阳性被拒，尽管最终通过调解获赔4.5万元，但岗位录用仍未实现。律师指出：“当公务员体检标准成为各行业‘通用模版’，百万感染者实质上被剥夺了就业资格。”

从教室到法庭的孤独抗争

“如果连讲台都不允许站立，感染者还能去哪里？”小吴在庭审后曾向媒体发问。他的遭遇并非孤例：

• 2015年，广州食品检测员阿明因体检查出艾滋，被单位要求“离岗养病”，领导甚至建议其“摆地摊谋生”；
• 2017年，四川盐边县教师招聘中，考生小军援引宪法起诉拒录单位，仍因同样条款败诉。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尽管医学证明日常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毒，但《公务员体检标准》第十八条仍将艾滋病与淋病、梅毒等性病并列，强化了社会污名化认知。

破冰之路：从个案到制度变革

2021年，广东首例艾滋就业歧视胜诉案出现转机。工程师阿明历经四年诉讼，法院最终认定单位强制离岗决定违法。判决书中明确写道：“艾滋病病毒感染不属于履职障碍”——这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重要突破。

与此同时，法律界持续推动顶层设计变革。2023年《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中，已删除艾滋病患者隔离治疗条款；多地试点将教师、医生等职业与公务员体检脱钩。正如公益律师李方平所言：“当74万感染者不再因一纸体检单被推向社会边缘，才是真正的进步。”

未竟的平等：stigma（污名）与system（制度）的双重枷锁

十二年间，艾滋就业歧视案从“无一胜诉”到零星突破，映射出社会观念的缓慢嬗变。医学专家强调：“艾滋病早非绝症，感染者服药后寿命与常人无异。”但法律滞后又加深了公众误解——某次庭审中，被告单位竟以“可能用粉笔划伤手传染学生”为由辩护。

这场关乎平等权的长征尚未终结。当法律文本的“人人平等”照进现实，需要的不仅是几份胜诉判决，更是对《体检标准》的彻底重构，以及对“健康”定义的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