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硬镇压:面对地方绅商对铁路国有政策的抵制,赵尔丰站在清廷立场,采取强硬手段。1911年,他诱捕了蒲殿俊、罗纶等保路运动领袖,还下令开枪镇压请愿群众,制造了“成都血案”。这种武力镇压的方式虽短期维护了清廷权威,但激化了矛盾,引发了全川的武装起义,使局势更加动荡。
- 政治分化:试图在地方绅商中进行分化。他拉拢部分较为温和、愿意与清廷合作的绅商,给予一定利益和地位,以削弱反对力量。然而,这种分化策略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多数绅商在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仍坚定地站在抵制清廷政策的阵营。
- 沟通协商:在一定程度上,赵尔丰也尝试与地方绅商进行沟通协商。他组织会议,听取绅商的诉求和意见,试图在清廷政策框架内做出一些调整和妥协。但由于清廷顽固坚持铁路国有等政策,不愿真正考虑绅商利益,协商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
总体而言,赵尔丰处理矛盾的方式未能有效调和清廷与地方绅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反而加速了清朝在四川统治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