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传统叙事认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举人上书请愿活动,激发了爱国救亡运动。但现代学者如茅海建对此提出质疑,主要基于对史料的新研究和解读。
档案文献缺失
传统叙事称有1200多名举人参与上书,但档案中却没有上书的原件。茅海建经研究发现,当时都察院代奏的上书和举人们的上书情况记录里,没有此次大规模上书的痕迹。如果真有这么多举人参与且集体上书,按当时流程,档案应有所记载,档案缺失使得学者对事件真实性存疑。
当事人回忆存偏差
很多关于“公车上书”的描述来自当事人回忆,但回忆可能存在不准确或夸大情况。比如康有为的记载就有自我拔高之嫌。他可能为凸显自身影响力和此次事件重要性,在回忆时进行了加工。而学者研究历史更注重客观事实,这些有偏差的回忆不能作为有力证据,进而促使他们重新审视传统叙事。
参与人员情况不符
传统叙事强调是众多举人集体上书,但实际可能并非如此。部分举人可能只是听闻上书之事,并未真正参与;有的可能在过程中改变想法,未完成上书。这与传统叙事中整齐划一的大规模上书场景不同,使得学者对传统叙事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产生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