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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章学诚文史通义_章学诚故居

章学诚

人物简介   章学诚原名文镳、文酕,生于会稽(今浙江绍兴),是清朝著名思想家,人称“浙东史学殿军”、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屡试不第,一生颠沛流离,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作品;倡六经皆史,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向高峰,与刘知几齐名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章学诚晚年饥寒交迫,双目失明,于公元1801年逝世。

人物生平
  随父迁移
  乾隆三年(1738年),章学诚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浙江绍兴)。其父章镳勤于治学,循循善诱。章学诚幼时多病,资质鲁钝,记忆力尤差,每日诵读仅仅百余字,就又得病中止学业。仅十四岁就已经娶妻,当时对四书的学习还没有完成。
  乾隆七年(1742年)章镳中进士,乾隆十六年(1751年)受任湖北应城知县。十四岁的章学诚也随父母去应城。这时,他童心未歇,尽管父亲为他延请擅长举业的塾师,可他不肯习作应举之文,而喜欢泛览群书,兴趣趋近于史学。他曾试图取材于《左传》、《国语》等书,改编为纪传体史书,名曰《东周书》,经营了三年之久,被馆师阻止而作罢。当时他自命有治史学的才能,大言不逊。然而,当时他的史学基本功很差,“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章镳因故罢官,此后十余年,章学诚辗转于湖北应城和天门(今湖北天门县)两县书院主讲,章镳贫穷不能归乡,寄希望其子章学诚能够争取功名,而章学诚年岁渐长,稍稍知道人世的艰难,反思自己的学业,没有一点可以应用到生计上的,因此,他不得不走科举考试这条读书人的进身之阶。
  科场失意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章学诚第一次赴京师应顺天府的乡试,未能中举。
  隔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于是就学于国子监。章学诚在国子监读书期间,考试名次仍常居下等,受尽考生们的蔑视与讪笑。但同舍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两人与章学诚互为相知。二十八岁时,章学诚在京师大学士朱筠门下,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
  但是,这时的章学诚在学术上已有了独到之见。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有两封答复甄松年的书信,表明了他在编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等建议。二是方志应当“可为国史取材”,所以必须“详赡明备、整齐划一”。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关资料。三是编写方志应有所“创特”,“非苟然为者”,使之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这些见解,是章学诚博览群书,大量参阅古今方志,并加以认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章学诚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认识,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动中能够密切结合史学研究,为建立自己的方志学及史学理论开拓了广阔前途。
  接着,章学诚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参与《天门县志》的编纂;还提出关于修志的具体意见,题为《修志十议》。可以看出,他首先是在编修方志的领域里取得了较高的学术造诣。
  生计两茫
  乾隆三十年(1765年),章学诚至京师第三次应顺天府乡试,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翰林院编修朱筠为师,学写文章。朱筠与当时一大批著名学者过从甚密,使章学诚藉以结识了许多学界名流,开阔了眼界。其中戴震的言论对他震动很大,将一个如何治学、通过什么途径成学的偌大问题摆在章学诚面前。戴震是乾隆年间第一流学者,经学考据的大师,在哲学上也有创见,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戴氏的治学途径是:“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这就是说,必须通过训释字句以解经,才能进而明道,即得出理论上的认识。
  戴震第一次见到章学诚,便以权威的姿态诲以这条治学途径,自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这一番议论,致使学识未深、一向疏于训诂考证的章学诚陷于矛盾与徬徨之中,自觉“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可为惭惕,可为寒心!”这种心情,章学诚明确表露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中。是坚持原先“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的独自治学的道路,还是改弦更张,从事经史考据?章学诚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这期间,他经过几年的坎坷颠簸,“浮气嚣情,消磨殆尽’,不仅在科举考场屡遭挫折,就连研治学问的门径也一时茫然。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秋,章学诚曾一度打算“屏摄一切,发愤为决科计”,但迫于生计,还是接受了修撰《国子监志》的委任。此后,生活重担越发沉重。但章学诚一旦进入志局,便感到处处受牵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尤其令他气愤的是,志局监领嫉贤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权力,颠倒是非,排挤和打击真才实学之士。数年之后,章学诚忍无可忍,于是愤然离开志局。
  离开志局后不久,章学诚给曾任顺天乡试考官、一向很关心和器重他的朱春浦先生写了一封长信,陈述了自己离开志局的原因和今后的打算。根据他信中说明的情况,章学诚是在出都的次年写的《文史通义》,那时已经距离他离开故乡整整二十年了。章学诚离开故乡是乾隆二十八年(1753年),则《文史通义》的动笔时间应当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章学诚时年35岁。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章学诚父亲卒于应城,全家十七八口皆来北京,他只得写信请求老师朱筠帮助寻求编书之职,“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援之。”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见。
  潜心学术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章学诚在编修《国子监志》中与诸位学官意见发生分歧,很不得意,于是辞去职务。翌年,他在一封信中十分感慨激奋地申述了辞职原因,并引述唐代刘知几辞退史官之职,私撰《史通》的事例自勉,初步设想要编纂《文史通义》。这是他第一次提《文史通义》的题目,可以推定是受到刘知几撰著《史通》的启示。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章学诚开始撰写《文史通义》,20余年从不中断。还应聘纂修过和州、永清县、亳州、常德府和荆州府等地方志,参与《湖北通志》的修订。章学诚一生穷困潦倒,从32岁起,因父亡而靠讲学和修志所得维持生活,十分拮据。他学识渊博,史学理论有独到见识,因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才能和抱负。他刻意编辑12年的《史籍考》也未问世。《文史通义》生前只刻印了篇目。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应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刘长城之聘,主持编修《和州志》,根据和州旧志提供的资料,广泛搜求文献,用一年多时间撰成四十二篇,并辑为《和州文征》八卷。这次编修方志的活动对奠定章学诚的学术基础作用很大。在修志期间的一封书信中,章学诚自称“检点前后,识力颇进”,“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据章学诚后来回忆,他二十三、四岁时就产生了史书“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的设想,但仅在《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才将这一设想阐发为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他认为,史官传的内容应当“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即不仅记述史家生平事迹,尤其应记述其史著的取材、编写、传布及后人攻习的情况。对于一代之史而有多家著述者,要“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这种主张包含了倡导记述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的思想萌芽,是十分可贵的创见。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夏,编修《和州志》期间,章学诚又与戴震相遇,就方志义例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戴震将考据学方法推及修志,主张方志应以考核地理沿革为务。章学诚批驳了戴震,指出方志应为一方之史,并非单纯的地理书,认为“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还进一步提出“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的见解。于是,他心目中这个权威的形象完全垮台,一扫原来的徬徨,大大增强了不趋从于考据学风、走自己治学途径的信心。
  时来运转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章学诚曾短期充任定州(辖境约当今河北省定县、曲阳、深泽三县)定武书院主讲。五月应永清(今河北永清县)知县、挚友周震荣之聘编修《永清县志》,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七月成书。其体例与《和州志》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立吏、户、礼、兵、刑、工六书。这“六书”皆为汇编档案簿籍而成,便于保存历史资料,但却不能成为具有特见的、精炼的著述,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永清全志颇恨芜杂”。这促使章学诚继续对解决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进行探索。此年,章学诚还著成《校雠通义》四卷,这是与《文史通义》相并称的重要著作。
  编修《永清县志》期间,章学诚在科举考场时来运转。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秋,应顺天府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但他自认迂疏,不具备做官的素质,始终未敢入仕。这样,《永清县志》成书之后,他仍然过着漂泊客游的生活,几年内穷愁潦倒、十分困苦。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赴河南谋事不成,归途遇盗,行李及所存著述被抢劫一空。后来借朋友录存的别本重抄,但终不能复其全貌,其中《校雠通义》佚失第四卷,尤为可惜。出于生计,章学诚先后在肥乡(今河北肥乡县)清漳书院、永平县(今河北卢龙)敬胜书院、保定(今河北保定)莲池书院主讲。在清漳书院,他向学生提出关于学习志向的策问:“举业将以应科目也,假使诸生亦已登进士第,无所事举业矣,遂将束书而不观耶?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他指出:“学亦不当专为举业。”表明章学诚自己虽然很热衷于科举功名,但仍将学术研究作为矢志不移的抱负。在敬胜书院主讲期间,全家迁至永平,此后其家口常随其谋业地点的变更而流徙不定。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章学诚客寓北京,身患重病,幸亏同乡邵晋涵将他接至家中,延医治疗,得以不死。邵晋涵是一位著名学者,自十几年前与章学诚相识后,两人意气相投,这次病中,常与论学,每至深夜。两人皆有意重修《宋史》,章学诚明确提出要将“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作为立言宗旨。此年,他的著述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较为深入地从哲理上探讨学术源流和治学风格问题,写出了《言公》、《诗教》、《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等重要论著。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冬,章学诚谒见河南巡抚毕沅,受到厚遇,次年初即开局编辑《史籍考》,由章学诚主持其事。编辑此书是章学诚的一大学术志愿,目的是全面整理、总结历代史籍。但此举规模宏大,非一人所能胜任。此时依傍毕沅,人力、物力皆为充备,著名学者如洪亮吉、孙星衍、武亿等人均被邀请参与。除主持编辑《史籍考》外,章学诚还被安置于归德府(府治在今河南商丘)文正书院主讲,他乘暇重新修订了《校雠通义》一书。经过这次精心更定,集中地表达了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
  困中求进
  由于毕沅赴任湖广总督,章学诚随即失去文正书院讲席,携家离开河南。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他辗转于安徽亳州(今亳县)、太平(今太平县)、安庆之间,虽一时困厄,但学术上进展很大。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近一个月之内著文二十余篇,从哲理上探索学术史、治学宗旨、治学途径和学风问题,将自己的主张予以理论性的论证和阐发,其中《原道》、《原学》、《经解》、《博约》、《史释》等篇,皆为《文史通义》中的精粹。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秋,章学诚应知州裴振的邀请编修《亳州志》,次年二月撰成。他自己对《亳州志》十分满意,认为“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从此,他确立了方志立“三书”的体例,即志、掌故、文征各成一书,相互辅佐,志的部分体现作者的别出心裁,掌故收编一方典章,文征汇集一方文献,从而解决了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这样,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基本成熟。
  《亳州志》修成的当年,章学诚离亳州赴武昌,依附毕沅继续编辑《史籍考》,并参与了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纂。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答客问》、《史德》、《方志立三书议》、《书教》等接踵而成,标志着章学诚已形成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
  章学诚还乡时已经五十七岁,离乡四十余年,历尽艰辛。家中没有什么资产,只是藏书甚富而已。但他并未从此居家过安定生活,不久又出游扬州、安庆、桐城等地,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寻取支持以便完成《史籍考》。这部巨著在湖北武昌借助毕沅之力,已完成十之八九,因毕沅贬谪而中断。嘉庆三年(1798年),他在杭州靠谢启昆支持重新修订,编成三百二十五卷,但此书终于未能流传,仅有草创时的《论修史籍考要略》和成书时的《史考释例》二文以及《史籍考总目》留存至今。嘉庆五年(1800年),章学诚因眼病失明,犹从事著述,嘉庆六年(1801年)十一月逝世。
 
章学诚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古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双璧。道光十二年(1832)由作者次子华绂首刊于开封,称为大梁本。
  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撰写的《史通》,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树立了第一个高峰,后人若要赶上或超过他,就必须寻找到前人遗留下的空隙,并以此为突破口,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决不能走前人走过的路。当章学诚青年时就在史学理论方面崭露头角,人们把他与刘知几相比,他不但不高兴,反而辩驳道:“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正是因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一书中大力倡导史意,言刘知几所未言,才使他得以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树立起第二个高峰,真正能够做到与刘知几比肩齐名。
  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的第二个目的,是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
 
章学诚与黄宗羲
  清初进步思想家黄宗羲开创了浙东史学学派。浙东史学具备两个最鲜明的特点:即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和注重史学的研究。黄氏死后,浙东史学的影响虽不及考据学派,但代有传人,脉系不绝。至乾嘉时代,章学诚成为这一派的主要代表。学诚著《文史通义》,以史意为宗旨,不仅继承了浙东史学注重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在史学领域创立了自己的尚意史学理论体系,对清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后世称他为浙东史学的殿军,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
 
章学诚故居
  章学诚故居,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区辛弄1号。是清代建筑,为绍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故居坐北朝南,三开间屋面。过天井为三间楼屋。后门面塔山。后墙东与北墙西南各有界石一块,上刻“章界”二字。
 
怎么评价章学诚
  梁启超:其专研究史法者,独有章学诚之《文史通义》,其价值可比刘知几《史通》。
  钱穆:章学诚要说六经皆史,这实在是一极大的发明。
  《中国史学史》:会通古今史事为一书,章学诚推为百世宗师者,宜其不满于班氏之断代史也。郑樵、章学诚二氏,皆尊通史而鄙断代,樵所自造,已难满人意,而学诚更不能自造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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