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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后人命运如何 袁世凯的后人都在干么

彼岸花开 2017-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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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
  作为曾经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族有过无尚的荣誉,而他毁在自己的一朝皇帝梦中,那么他的后人,在这100年来的历史进程中,又经历着什么?
  100年前的6月6日,袁世凯带着他破碎的皇帝梦离开人世。“他如果不做皇帝,中国也不会分裂,他自己可能也不会暴卒。”美籍华裔历史学者唐德刚如此评说。一个人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却有可能打乱历史的进程。袁世凯在百年前中国剧变之时,无疑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这是他的能耐,也带来了他的复杂。“历史人物至少要100年后才看得清楚。”他的曾孙袁宏宇这样说。现在,正好是100年后,人们看清楚袁世凯了吗?看清楚了多少呢?
  一子落魄,一子风光浪荡,一子颇受尊重
  袁世凯“窃国大盗”的名头,在他去世当年,就已经被同时代的人认定了——长沙人黄毅编著的《袁氏盗国记》问世。7年后,连晚清遗老胡思敬都撰写了《大盗窃国记》。“袁世凯把民国政府的法统来源定位在清帝1912年退位,这就等于抹去了孙中山的功绩。袁世凯死后,孙中山的‘护法战争’就是要重新树立革命党人建立临时政府这一法统来源,要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窃国’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整个民国时期都采用了‘窃国’这个评价。但后来在国民党的话语体系里,不仅帝制复辟是大问题,袁世凯之前的所有行为也都被负面解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说。
  骂名之下,袁家几房子孙的命运急剧裂变。袁世凯有一妻九妾,共生育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其六子袁克桓的长孙袁宏宇说:“老爷爷去世后,家眷大多迁居天津大营门,形成了一个袁家大院。当时怕改朝换代要遭到清算,躲到天津租界里就不好抓了。”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想当“太子”,是狂热推动父亲称帝的人,因而天津的袁家后人多不愿与他来往。抗战时期,袁克定一支日益败落,以典当旧物为生,他晚年只能借住在表弟张伯驹家。张伯驹回忆,华北沦陷后,日本情报头子想拉拢袁克定加入伪政权,被他回绝。他对张伯驹说,出任固然有了财源,但也不能因此而做汉奸。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回忆说,她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上学时,课本上大骂“窃国大盗”袁世凯和“野心勃勃”的袁克定,不过她回家见到的袁克定,已是落魄的七旬老人,完全没有“现代曹丕”的样子了。
  与袁克定曾经炙热的“太子梦”截然相反,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从一开始就反对父亲称帝。当他的哥哥紧锣密鼓推动帝制时,袁克文却醉心诗词戏曲,结交名士。1915年秋天,袁世凯称帝传闻甚嚣尘上,袁克文带着姨太太游颐和园,泛舟昆明湖,触景生情作诗两首,其中有一句“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当时大为轰动,被认为是他反对帝制的心声。“老爷爷去世后,我爷爷也迁居天津,但他经常去上海。”袁克文的孙女袁静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因为他喜欢唱戏、书法,上海有很多他的票友和文人朋友,他还是上海青帮的大哥。”这位风流二公子娶进门的姨太太有好几位,交往过的女子更是不可胜数。他没再做任何工作,只靠题词卖字得些钱。比起大哥袁克定,他的活法风光而浪荡。1931年他去世时只有42岁,据说送葬的有上千人,其中既有青帮的弟子,也有自发而来的妓女。
  袁家人有一句话:“长子克定最有权,次子克文最有才,六子克桓最有钱。”与两个哥哥相比,走上实业道路的袁克桓一生要幸运很多。“老爷爷还在世时,我爷爷就和几个兄弟一起被送出国读书。他们都由后来的‘南开校父’严修带着,去欧美等国游历,学校、专业都是严修帮忙挑选的,学军事、历史、化学等,各专业都有。我爷爷回国不久,老爷爷就去世了。他继承了老爷爷的股票,又从几个兄弟那里收购了一些,主要有开滦煤矿、耀华玻璃厂、启新洋灰公司等,都是当时全国知名的公司,他担任这些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后来,他还创办了江南水泥厂等。做实业是条辛苦路,江南水泥厂建平炉的时候,他去实地考察,天气很热,背上都是痱子。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了民族资本家,倒是受尊重的。我爷爷是1956年农历八月十五去世的,从此我们家就不过中秋节了。”袁宏宇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对袁世凯的评价深刻影响后人命运
  “袁世凯真正进入学术层面被研究是很迟的事,因为中国时局变化太快,北洋乱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接连不断。在大陆学界,初期比较有影响的是上世纪40年代陈伯达所写的《窃国大盗袁世凯》。”马勇说。在这本书里,陈伯达称袁世凯为“反人民的大独裁者”,将他视作“反动派为了要更有效地集中力量来绞杀中国的前进步伐,而推选和训练出来的不寻常之人”。这一评价在很长时间里,成为大陆官方对袁世凯的主流评价。马勇认为:“陈伯达是有学术背景的,但现在来看,这本书主要是一种政治话语,在当时反蒋的背景下,袁世凯被用来影射蒋介石。”但这套政治话语,深刻地影响着袁家后人的命运。
  袁静的父亲袁家楫是袁克文最小的儿子。提起父亲,袁静很伤感。袁家楫上中学时,日伪当局推行奴化教育。袁家楫对学日文很抵触,带领同学们捉弄日文老师。日文课上不下去,老师就把他的情况报告给日本宪兵队。一天晚上,学校的人跑到袁家楫姐姐家,说日本人要来抓袁家楫,让他快跑。那年汪伪海军在天津招人,姐姐就给袁家楫报了名,他便到山东威海当了一名汪伪海军。训练了一年多,袁家楫受不了枯燥的生活,找机会跑了出来。不久,日本投降了,袁家楫到美国赠送给国民政府的军舰上服役,后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但父亲并不喜欢台湾的生活,他很快得到了一个去香港的机会,借机跑回了天津。”那时的袁家楫二十来岁,常常去天津的舞场跳舞,舞技出众,玩得很快活。
  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袁家楫被抓了起来。“因为他回天津时曾跟同伴说,要是找不到工作,还回香港去。这句话让他被怀疑是特务。”袁家楫被送进监狱,一关就是3年,之后又在工厂和农场劳动改造,一晃二十多年。“那时父亲表现比较好,组织上允许他成家,1959年我出生了。父亲通常一个星期能回家一天,要是形势紧张他还回不来。”“文革”开始后,袁家楫在押,袁静的母亲刘爱芳多次被批斗。红卫兵总是质问她,为什么要嫁给袁世凯的孙子,为什么还不离婚。
  袁静在1967年上了小学。“有一次学校要填表,出身一栏怎么填,父母为了难。那一晚我和弟弟都睡下了,听到他们俩在小声商量,爸爸说是不是填军阀?妈妈说这么一填,孩子不就毁了吗?但他们也没办法,最后还是填了军阀。第二天早上他们怕我看见,还把表装在信封里,让我交给老师。上到三四年级,历史课讲辛亥革命,老师就直接点我的名字,说我们班上就有反动派、卖国贼的后代。下了课,一帮女同学在我后面又追又骂,一直追到家门口,我进门的时候还伸腿绊我。小孩子哪受得了这个打击,回家后就放声大哭。后来一到历史课,我就逃课。那时看着别的孩子戴着‘红小兵’的标志,我很羡慕,觉得自己特别渺小。”
  袁宏宇比袁静大9岁,出生于1950年,童年的感受也差不多。“记得我懂事的时候,正开始‘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当时袁家第三代还有好几位在世,但各家也不怎么走动。一走动居委会就会怀疑你们是不是要串联、要复辟,我们小孩子也战战兢兢的。上学后看课本上的内容,总有一种自卑感,感觉我的祖宗做了那么多坏事,好像我也有罪。”
  有一次,袁宏宇问曾和袁世凯有过接触的老保姆,老爷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说,老爷爷从来不责骂下人。给他请安时,他就点点头。但大家都怕他看,他一看,大家就被吓得不敢抬头。因为他的眼睛像电灯泡一样,明亮、锐利,不怒自威。她还说,你老爷爷下身短,上身长,站着比所有人都矮,但坐着比所有人都高,那样的人天生就是坐着的人,是一个贵人。”
  袁家骝的省亲之旅
  对袁世凯评价的转折出现在1973年。那一年,袁家楫同父异母的哥哥袁家骝从美国回来了。袁家骝曾在燕京大学读书,与校长司徒雷登因为对无线电的共同兴趣而成了忘年交。1936年,他在司徒雷登的引荐下赴美留学,并获得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二战结束后,他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和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基础物理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还曾获得全美华人协会杰出成就奖和驻美工程师协会科学成就奖。袁家骝的夫人吴健雄也是著名核物理学家,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
  1973年,袁家骝夫妇回国省亲,走访了7个多星期。他们见到了久别的兄弟姐妹、从未谋面的侄儿侄孙,还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宴会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在座的还有郭沫若钱学森等人。一见面,周恩来就风趣地说:“吴教授是江苏人,袁教授是河南人,安徽在江苏、河南之间,所以我就在安徽厅接待你们。”他们当天下午6时开始吃饭、谈话,一直持续了6个小时,午夜方散。据袁世凯六弟的后人袁晓林回忆,三伯袁家骝后来告诉他,当时周恩来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袁家出了三个‘家’,你祖父(袁世凯)是政治家,你父亲(袁克文)是文学家,你(袁家骝)是科学家,现在袁家后人中又有了共产党员,你们袁家真是一代比一代进步了!”
  此后,物理学家卢鹤绂院士在上海接待了袁家骝夫妇,主持了他们的学术演讲会和座谈会;在黄河下游及黄土高原,工程专家给他们讲解治理黄河的方法;在全国各地,他们既参观了文物和试验所,也参观人民公社、工厂,和学生们随班上课,和下乡知青谈话。
  周恩来以“政治家”来评价袁世凯,并且以较高规格接待袁家骝夫妇,直接带来了袁家人的命运向好。袁家楫就是其中之一。“父亲获得了自由,他后来在天津市交通局下辖的汽车修理厂工作,还成为天津市的政协委员。”袁静说。
  袁宏宇的父亲袁家宸,也曾经留学美国,1949年回国。他有心报效祖国,最初没有单位敢接收,后来当了一名中学老师。“我父亲开始教的是化学。‘文革’结束后,学校知道我父亲曾经在美国留学,就让他教英语。他和我母亲一辈子都是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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