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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曾得罪哪三个大人物 粟裕和邓小平有什么个人恩怨

彼岸花开 2016-11-14
粟裕

粟裕
  粟裕将军曾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得到不公平的批判,直到1994年才得到平反,这样一位伟大的军事将领,为什么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呢?
  粟裕一生的坎坷,是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造成的,和他自己的性格为人没有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战争中形成的山头文化,终究会造成一些人的悲剧。历史上,粟裕起码得罪了三个山头
  第一:八路军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和新四军的老大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对决,已经宣布,八路军是中国的领导力量。在这个大背景下,在新四军土生土长的粟裕,政治生涯不可能平坦。
  第二:1958年批“教条主义”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彭德怀主持,整倒粟裕,整垮刘伯承。表面口号是总参谋部在解放军训练中有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争部队指挥权。粟裕一倒,彭德怀提了自己三军团的黄克城当总参谋长。
  第三:邓小平,“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句话写进“邓小平文选”。尽管粟裕和邓小平没有爆发矛盾冲突,但是,邓给粟裕完全平反是不可能的。就是杨尚昆说的那句话,“这件事,我只能办到这种程度”。邓小平并没有故意整粟裕,而是为了“第二代”的形象,必须要有战功。争辽沈平津太难了,打的时候都没去过,只能是淮海了。如果给粟裕完全平反,那句话就得找橡皮从文选里面擦除了。
  于是就有了粟裕不平坦带有悲剧色彩的后半生……
  抗日战争初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的粟裕。
  粟裕,离我们很近。
  因为,他是被毛泽东誉为共和国的“第一大将”,是众所周知的常胜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四大野战军之一的华东野战军(后改称第三野战军)的实际最高指挥官。军史扬名的的“准海战役”,即是粟裕最先提出战役构想的初级蓝图、尔后又奉中央指令积极发展组织为超级大战役,并在准海战役中指挥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并肩作战,取得了辉煌胜利的。
  1949年9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人民政协代表访问记——常胜将军粟裕》的文章,以事实盛赞粟裕是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文中还引用了刘伯承对粟裕的高度评价:“智深勇沉、百战百胜,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有古名将风,有古大将风,是中国的战略家。”
  粟裕,又离我们很远。
  因为,这五十年来,特别是1958年至1994年间,他的形象常处于云遮雾罩若显若隐的状态。共和国第一大将,突然而基本消失于公众眼前,消失于报刊之中。要么,偶尔出现在媒体中时,却在他的名字后面,挂上的是“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或“中央军委负责人”这类模糊不清、使外人根本读不懂其内涵的职务名称。
  最令人不解的,是粟裕晚年之际,他竟然坚决地远离“淮海战役”那段光辉历史。
  1940年,陈毅与粟裕在黄桥战役前夕。
  “准海战役”本应是粟裕大将革命与人生的最大亮点,但是,自1958年7月之后,“准海战役”一事,竟然却反演变成了将军的一个忌讳。1958年之后,每当有人建议粟裕对“准海战役”作一些回忆、总结时,他都予以坚决推辞。他还对他的夫人楚青说:“准海战役的文章我不读,准海战役的书我不写,准海战役的戏我不看!”
  粟裕辞世后,解放军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的《粟裕战争回忆录》,洋洋近40万字,是粟裕对他几十年戎马生涯、特别是他指挥经历的各大战役情况的回顾。按理说,准海战役是粟裕参入指挥的最重要一次战役,但原稿之中,却居然没有关于准海战役的半点内容!致使价值重大的《粟裕战争回忆录》一书,留下了份量如山的遗憾。
  虽然,1989年在粟裕逝世五周年之际,他的夫人楚青将粟裕以前曾即席回答他人关于淮海战役的一些提问,整理为《粟裕谈淮海战役》一文,发表在当年第6期的《党的文献》杂志上。解放军出版社则于2007年作为附录,补入再版的《粟裕战争回忆录》(改名为《粟裕回忆录》)一书。
  但是,以粟裕即席回答提问而整理的《粟裕谈淮海战役》,毕竟只是粟裕对淮海战役看法的片断,而不是他有系统的对那场大战役所作的全面回顾与思考。因此,人们便仍无法从中全面准确了解到,常胜将军粟裕对此战役的思索、判断、决策与指挥过程。而这一切,都是解放军军史中,极为宝贵的思想与精神遗产,也是军事学武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宝。而今,斯人已长逝,这些重要的内容,也均随鹤西去,永无再现之可能了!
  真是一个无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啊!
  太让人遗憾了。
  1940年,曾参加南昌起义的新四军干部在皖南合影。前排左起分别为周子昆、袁国平、叶挺、陈毅、粟裕。
  然而,在这个令世人无不叹息的遗憾后面,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共和国第一大将的粟裕,为何如此决绝地要使自己与“淮海战役”的光荣,予以隔离?
  遗憾,源于五十四年前那次军委扩大会中的一次错误批判。
  1958年5月28日至7月22日,根据同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军内整风的意见,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的议题是整风与整编,起初是只有300人参加的小型会议,尔后,又演变成与会者达到1000余人(师以上军官)的批判大会。批判的对象有二个方面:其一是主持军事学院与军队训练工作的刘伯承元帅、萧克上将之所谓“军事教条主义”,其二便是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之所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主持这次军委扩大会的,是时任主持军委工作的国防部长彭德怀。
  而代表中共中央领导这次会议的负责人,则是邓小平。
  对于这次批判,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宣布: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从而为刘伯承、萧克当年的冤案平了反。
  但是,粟裕所遭受到的冤屈,则一直到1994年才正式明确宣布平反。当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通过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张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纪念粟裕的文章,文中正式宣布:“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内战期间,在苏中战役前线指挥的粟裕。
  同一次会议的问题,为什么粟裕问题的平反,要在刘伯承、萧克当年的冤案已平反14年、粟裕去世10年后,才予以解决呢?
  这之中,有些什么蹊跷呢?
  1958年军委扩大会上批判时,给粟裕的定的罪名,一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二是有点“里通外国”(苏联)。因为这个“里通外国”的错误,致使最忌党内同志单独与苏联人打交道的毛泽东,在一次小会上,顺水推舟,按聂荣臻的说法,又给粟裕扣了顶“坏人”的帽子。
  实际上,这二个罪名,重要的是第一点,即所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没有这一点,第二点也算不了什么,毛泽东也不会由此对粟裕有这个轻率评说。
  因为,所谓“里通”苏联,不过是当时粟裕欲向苏联军队学些部队正规化的经验而已。例如,会议中,有人提出粟裕“告洋状”,说粟裕到苏联访问时,与苏联总参谋长对口会谈,在会谈过程中,粟裕曾提出:总参谋部与国防部的关系,请苏联总参谋长介绍一下苏军的经验和做法。不知是翻译文字语言上的原因,还是对方没有正确理解,苏军总参谋长听了回答说:“这个问题提得不正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再没有具体解释。粟裕听了,也没有再说什么。
  1947年2月,陈毅和粟裕在莱芜战役战场上。
  粟裕是总参谋长,又是国防部副部长,不会不知道中国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关系。此题涉及敏感,粟裕自然不会说什么了。
  真正致使粟裕蒙冤、被扣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罪名的原因,实际上是他的军史功劳与当时所处地位不相称,而带来的人事矛盾所致。
  对此,杨尚昆坦率的披露了这个问题的实质。
  1983年2月2日晚,时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的杨尚昆,在他的住所接见粟裕的夫人楚青时,对楚说:“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我了解,当时我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两个是彭和聂,半个是陈。”
  彭德怀、聂荣臻、陈毅。
  其实,还有一个,杨没有说也不能说,就是邓小平。
  1947年,粟裕(左二)在指挥孟良崮战役。
  1958年军委的那次整风,最主要的领导者,是邓小平和彭德怀。陈毅、聂荣臻则都不是领导者。但是,这四个人每个人和粟裕都有一本帐。
  其中,聂荣臻是在1954年担任总参谋长时,与粟裕发生了矛盾。因为,毛泽东当时对总参的工作不满意,说聂没有及时向他毛泽东汇报,开军委会时,聂往往又没有什么多话说,毛就指责聂说,“我又不是要请一个木头菩萨来”开会。因此,毛便经常直接问任副总参谋长的粟裕,而粟也能回答得令毛放心。由此,粟便得罪了聂,他认为是粟蓄意越权,令他难堪。
  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后,粟裕仍是总参谋长,不过,这时彭让黄克诚做了新设立的军委秘书长。这样,军队的指挥系统实际有了二个中心。
  鉴于二个中心这个弊端,所以后来自粟裕下台了,黄克诚起,总参谋长就大都兼军委秘书长了。
  黄克诚是彭德怀的老部下,自然关系密切些。而毛泽东却又只认为是粟裕在管总参,因此,他仍然要粟直接向他报告军队的事。由此,彭德怀便认为粟作为参谋长不向他这个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汇报,而直接通天,是对他的不敬。粟左右为难,只好每每于毛要的报告上,在前面写上“彭副主席并呈中央、毛主席”,但彭却又退回,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
  因而,彭、粟关系相当不好,但彭在上,粟处下,粟只能无可奈何。
  1948年,粟裕在豫东战役指挥所进行指挥。
  陈毅与粟裕的关系之中,说来原本更没有什么事。只是,粟裕在华东野战军期间,由于陈毅与时为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的饶漱石关系紧张,加之他的一些军事方略不为毛泽东看好,而改令由粟裕实际指挥了华东野战军,并将陈毅从“华野”调开,去了中原野战军(“中野”)刘伯承、邓小平处。此事,无疑极令陈毅不快,但由于是毛泽东的意思,他也无奈。于是,陈毅不敢怨毛,当时也尚不能怨饶,但迁怒于粟裕是不可避免了。
  此事中,毛为军事大计,任命粟裕取代陈毅,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但粟裕可能认为自己资历不如陈毅,故二次拒受,而请毛仍命陈毅为司令、政委,他只在实际中代理。粟裕这样做,想必是以为照顾了陈毅的面子,殊不知,陈不是这样想的,而是反认为毛泽东二次要粟裕担任司令一事,是粟裕搞了名堂,是粟“阴”的表现,以此猜度之怨气,在心中积了十年,直到1958年粟裕挨批之际,才喷发出来。
  淮海战役前夕,粟裕(左)同张震(中)等一起研究作战问题。
  邓小平与粟裕的关系则比较微妙,表面上,谈不上什么过节。然而,对于奠定中共军事战史辉煌之一的淮海战役之功劳,邓小平却显然有他个人的某种认为。
  淮海战役后期,邓小平虽然曾有一个负责领导“华野”与“中野”的“总前委”书记头衔,但实际上,包括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五人在内的“总前委”,实际只在淮海战役胜利后召开过唯一一次会议,而在整过战役中,“总前委”并没起什么作用,十分之七的战役任务,是由粟裕指挥“华野”独立完成的。并且,“中野”的军事指挥官还是刘伯承,并非是政委邓小平。
  对此,毛泽东、刘伯承都始终认为,淮海战役的头功,非粟裕莫属。
  刘伯承就说了:“淮海战役这个仗,主要是三野(华野)打的”
  然而,肯定了这一点,就等于是否定了“总前委”书记对淮海战役功勋的第一地位。
  因此,看到粟裕倒下去,不排除邓小平会有惬意之感。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粟裕在干部大会上进行战斗动员。
  有二件事可以证明这个猜度:
  其一,淮海战役展开之初,其实邓小平、陈毅也如很多人一样,是认为粟裕对此战的构想是“贪大、贪多”,并不积极。当时粟裕电请刘、邓及当时在“中野”的陈毅统一指挥两个野战军,邓、陈可能想事先避免承负战败责任,便以电台联络不便,要粟直接听命于中央与毛泽东。所以,粟裕就只好直接与毛泽东汇报、并单独指挥战役。
  而战役打胜后,邓小平便说,淮海战役是两个司令员指挥的。
  陈毅则用大而化之的评价,说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削弱粟裕的影响。
  但到了1989年,其他当事人都不在了,邓小平又说:“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
  此话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成为目前的定论。
  对于邓小平的政治作风,叶剑英曾有过评价:“小平是很擅权的”。
  叶帅的这个看法,不会是空穴来风。
  1948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前线总前委。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其二,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交代首任驻华大使尤金,要他到中国办的一件事,就是研究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在《纪念粟裕大将百周年大会文件汇编》一书里,原“华野”干部马苏政说:“尤金到中国后,向毛主席转达了斯大林的要求,毛主席说:‘这个战役是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提出来的。’后来尤金又问过陈毅同志,陈老总说:‘你去问邓小平就知道了。’邓小平却不说。”
  邓小平为何不愿向尤金谈淮海战役?
  怎么谈?
  谈粟裕的功劳,他没兴趣;而说是他这个名义上的“总前委”书记指挥的,却又难以说圆。
  有此前由,所以,1959年军委扩大会上粟裕陷入挨整境地时,作为会议主持人的邓小平,便完全站在了支持彭德怀、陈毅、聂荣臻三个人的立场,推波助浪。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代表中央宣布1958年的“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为刘伯承、萧克平了反。但是,却没有对当年一道挨整的粟裕,给予什么新说法。
  显然,若邓小平不发话,是没有谁敢为粟裕平反的。何况,1980年时,另一位事主聂荣臻,还健在。
  因而,直到此后又过了14年的1994年,邓小平基本上从政治上退下了,聂荣臻也于此前早二年去世了,刘华清、张震二位军委副主席,才得以用《人民日报》文章的形式,为已去世10年的粟裕平了反。
  1949年4月,粟裕向第三野战军宣布渡江作战命令。
  但,尚不是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宣示。
  大概,因当时邓小平虽已近90岁高龄,不管事了,毕竟尚在人世。
  导致粟裕遭到的这个不幸,固然有许多原因。但从人际关系角度分析,显然,粟裕本人也存在一个大错误。
  什么大错误?
  他不应该二次推掉毛泽东提拔他的机会,从而,致使他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被埋下了定时炸弹。
  第一,他不应推却正式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第二,他不应推却原本可以授受的元帅军衔。
  在政坛、官场,甚至职场中,历来有二条古训:“名不正,言不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1949年9月,粟裕乘火车赴北京参加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
  从粟的一生看,他显然是一个想干事,也极能干成事的人才。然而,在政坛、官场,或职场中,要能干成事,仅凭个人的才干,还是远不够的,而必须具备干事的合适平台。并且,干大事的人,还不能是小平台,而必须是相应的大平台,这样,人的才干,方能有得以无碍而施展的天地与机会。
  当初,粟裕既然胸中已有大计划大战略,那么他就应接受毛泽东任命给他的地位,从而能名正言顺的指挥作战,并进入历史。然而,他却谢绝了。
  评军衔时,毛泽东拟定粟裕为元帅,他又谢绝了。
  二次推谢,都是有益于了陈毅。
  1950年4月,粟裕在华东海军成立一周年大会上讲话。
  不论是粟裕是顾虑陈毅的面子,还是因他性格上,缺乏政治家所须具备的“当仁不让”的大丈夫作风,而不敢越过顶头上司去执掌大权,或者是他过于信奉重实干轻名位的哲学,反正,粟裕个人的后来的困境,就是由此造成!
  同样会打仗的林彪,在这个问题上,显然要比粟裕高明。
  在十大元帅之中,林彪的资历至少是排后三名,南昌起义时还只是连长,但是后来不久,他的职务便很快越过了他的教官、上司,成为方面军首长,林彪却并不为此惶惶。抗战胜利后进军东北期间,因原东北局书记彭真领导不力,毛泽东便提拔任命林彪超越彭真,做了东北局书记,而当时,林彪仅只是中央委员,而东北局包括彭真在内的其他四名副书记,却都是政治局委员!对此,林彪也不谦让推辞,照样理直气壮坐到一把手位置,行使指挥大权。因为,他深知“名正,言才顺”的道理。
  中共在东北的局势得以迅猛发展,与林彪敢独统大权是分不开的。
  1955年国庆节,左起:洪学智、萧华、粟裕、陈赓在天安门城楼上。
  显然,粟裕没有这种认识与气魄
  设想一下,如果,粟裕当初就正式做了华东野战军的司令、政委,而不是什么“代理”,当初就当仁不让的接受了元帅的荣封,那此后,他与聂荣臻、陈毅、彭德怀即便仍可能会发生矛盾,但他至少还可旗鼓相当的平等对待,而不是象1958年那样,身处下级被动处境。当时,按传统与规则,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前,就是只先找了邓小平、彭德怀、陈毅聂荣臻四个人开小会研究,决定会议议题。相反,当时粟裕若也能以曾经的野战军一把手、后来的元帅身份参与小会,就完全可以避免邓、彭、陈、聂四人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先入为主而在毛泽东跟前抹黑他的境况。
  实际上,若粟裕有野战军第一首长及后来的元帅身份,至少彭、聂二位在与他共事时,彭、聂便不能以对下级的态度为难粟,从而粟裕当时的处境就不会有那样尴尬,人家就只能与他商量办事,而不是能动则指令他了;同样,他与毛泽东的相关联系,也就非常正常,而没有人敢非议越权什么的了。
  同样,若对待的是一位元帅,料想,邓小平也不致于会就轻易支持彭、陈、聂,会敢那样始终压住他粟裕的事(甚至连他粟裕去世多年也仍不给他平反)了。
  福建武夷山市列宁公园内的粟裕骨灰安放处。
  长期以来,某种文化总是宣传,要人们不要计较“名”或“权”,而要重在干实事。
  对此,那些深喑历史与人生之道的人,骨子里是根本不会相信的。他们坚信古训中的真理:名不正则言不顺。因而,他们口头上虽不会轻蔑这种文化,但在实际中,他们是绝不会按此而行的。
  相反,不少真正能干事的老实人,却被这种文化误导,以不要名不恋权的君子之风,对待官场、职场环境的风险。显然,他们将由此而吃很多大亏。
  粟裕,大概也是一个吃了这种亏的人。
  而殊不知,只要不是单纯为名为权而去争名争权,而是为了做正事,要名要权,都是应该的,有时甚至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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