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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三立,曾经的右派相声演员 (上)

2015-03-20

一、引子

1993年夏天,一向谨言慎行的马三立罕见地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我是个苦命人,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事情缘于一家报社约请马三立写一篇回忆童年的文章。时隔多年,这份报纸已杳无踪迹,笔者只在天津市档案馆找到了三页底稿。在文章的开头,马三立写道:“我犹豫了十几天,不想写,不愿意写,更不敢写……这是又被击中一颗催泪弹。”

虽然很不情愿,很少拒绝别人的马三立还是奉命行事,并且一反常态,借机将自己的一生沧桑直白道出:“我这一生,总是逆境更多于顺境……我不相信宿命论,更不相信我是穷命。我认为不是命苦,是生在旧社会的艺人,就决定了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对于一位已经79岁高龄的老人,这样的自我评说,难免让人心酸,并且意外。毕竟,在众人心目中,1993年的马三立,早已不是普通的老者,而是相声泰斗、喜剧大师,甚至可以归为社会名流了。但是,据老人身边的子女介绍,对于外界赠予的这些称号,对于这些评价,老人一向的态度是,拒而不受。

实际上,晚年的马三立,除了说相声之外,在很多时候,还是位社会活动家:参加各种各样的慰问演出,给孩子们讲故事,到敬老院说相声,支持子女办养老院,和大爷大妈一起治安巡逻,帮助交通警察维持秩序,作为市政协委员参加官方的活动,等等。

可以想象,每当这位瘦瘦高高、面目和善的老人一出现,就会出现一种怎样的观者如堵、掌声潮起的场面。所以,至少从表面看来,老人的晚年生活很热闹,或者说还有一些风光。

但是,不论是直接继承了马三立衣钵的长子马志明,还是赡养老人多年的幼子马志良,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都透露了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细节:更多的时间里,或者说参加完那些热闹的活动之后,老人更愿意做的,是一个人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点上一支烟,枯坐半日,一言不发。

他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枯坐时,会想些什么?

谈起父亲,最为了解老人内心世界的马志明最深的感慨是,“老爷子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否则,无法解释何以能经受得住这么多挫折,而且还能迎来晚年的东山再起。

从1929年15岁第一次登台,到2001年底告别舞台,马三立说了70多年相声。其中,前20年是“摞地”卖艺,尝尽江湖之险恶、艰辛甚至屈辱;建国后自由了10年,正当壮年时却被打成右派,自此岁月蹉跎整整20年;待到七十年代末复出时,他已经年近古稀。

难怪笔者接触到的老少观众都要在夸赞马三立的相声说得好的同时,还要为他抱憾;难怪这位晚年终得“功成名就”的老人会在回忆童年的文章中感叹:“我这一生,逆境更多于顺境。”

现在,这位喜欢自称为“普普通通老艺人”的老人躺在了病床上,再也不能登台了。在天津市总医院门诊楼八层的一间病房里,他从年初躺到现在,薄薄的被子下面,几乎看不见他枯瘦的身体。

二、苦难童年

马三立的一生坎坷,自童年始。

1914年,他出生于北京一个传统艺人家庭。迫于生计,他的祖父马诚方干上了“拾样杂耍”中的评书这一行,在老北京的闹市、书场和茶园说《水浒》养家糊口,由此结识相声界的老前辈旗人春长隆、恩培等人。随后,当马三立的父亲马德禄9岁时,马德禄又拜春长隆为师,学说相声,满师后跟随恩培作艺,12岁就在北京的天桥、鼓楼一带卖艺,艺名“小恩子”。恩培收的徒弟都以“德”字排名,马德禄这一辈的八个师兄弟在清末民初蜚声京津两地,成为相声史上赫赫有名的“相声八德”。

马德禄为人厚道,技艺精湛,活儿磁实,深得师父恩培的喜爱,后来和师父的女儿萃卿成家。萃卿也是门中人,唱京韵大鼓,不幸的是她体弱多病,在1917年全家迁居天津后病逝。为了给妻子治病和送终,马德禄变卖了家中所有财物,带着10岁的大儿子马桂元住到相声园子的后台,把三岁半的马三立送到弟弟家寄养。

马三立在婶婶家长到六岁时,父亲又娶了丁氏,马三立也被父亲接了回来。丁氏好吃懒做,与丈夫和已经长大的马桂元之间多有矛盾。据马三立晚年回忆,他回到父亲身边后,就成了继母丁氏的仆人,丁氏对他抬手就打,张口就骂,以至于马三立上学后,中午放学宁肯挨饿也愿不回家。

马德禄原先和“万人迷”搭档在燕乐戏院说相声,收入尚可;1929年,“万人迷”去世,马德禄只好在到老天津的“三不管”地带南市露天“摞地”,收入锐减,家中供不起马三立读书了。在同样求学不成的哥哥马桂元的说服下,马三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天津汇文中学,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绰号周蛤蟆)为师。自此算是正式成为“穷作艺的”的一员,进入吃“开口饭”这一行当。

在二十、三十年代的旧中国,相声、评书、坠子等“拾样杂耍”的艺人的地位属于“下九流”,名声不如“戏子”,更次于引车卖浆之流。对于马家而言,自说评书的祖父马诚方起,虽然都是在只有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闯荡江湖,但无一不是迫于要活命、要吃饭而不得不从事这一低贱行当。马德禄原指望靠自己说相声供养马桂元、马三立两个儿子读书取得功名,出人头地,但这一计划先后落空。先是马桂元从天津东马路商业学校毕业后进了相声园子,接着是马三立中学未读完就买不起校服、交不起学费而继操父业。

天津市文化局刘连群先生撰写的《马三立别传》对马三立辍学一事记载详细。据说,半个多世纪以后,马三立对一位年轻的客人提起当年旧事时,语调深沉,感慨万端:“我不是不爱上学,至今我爱看书……过去每个年级的书,多少年的,多少科目,都保存得整整齐齐,象新的一样……我当时就是认为自己的命不好,一个大子儿说一段的命!”

在传统相声老艺人中,被迫从艺是一个终生难解的结。对于马三立,这个情结更为沉重。

三、漂泊江湖

投入师门,意味着马三立提前告别了少年时代,开始品尝贫寒子弟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历经的人生苦难和屈辱。

先是要过学艺关。师父周德山温和敦厚,不打不骂,但是马三立真正意义上的师父不是周德山,而是父亲和哥哥,他要学的是马家的活儿。而马家的活儿从恩培和春长隆那一脉过来,以文哏见长,讲究词准、尺寸准(语气、语调、音量等处理得当)、包袱准,最为难学。偏偏哥哥马桂元又是脾气刚烈,规矩严,标准高,马三立稍有差错,非打即骂。

每当回忆起哥哥马桂元,马三立向来是既佩服又害怕,直到他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时,依然如此。他佩服的是哥哥相声说得好,说他“编改写作,无一不佳,单口、双口、群活,说学逗唱,样样精通”。但相对而言,哥哥当年的严厉管教似乎给他留下的印象更深。在他留下的不多的文字资料中,每一提及学艺这一段,必要强调哥哥“太爱打人了”。

有一次,被打得厉害,马三立心灰意冷,看到警察局招人,竟去报了名要当警察。最终还是谋一碗饭并且要出人头地的愿望推着他一步一步走了下去。哥哥要求“学、练、看、演、变”,他自己又加上一个“精”。同时,他又给自己提出“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后来这也成为他毕生的从艺标准。

1933年,父亲出面借了高利贷,马三立成了家。新婚之后,家庭中的重大变故就接连发生。先是哥哥染上吸鸦片的恶习,接着哥嫂离异,父亲病故,继母丁氏离家出走。

一连串的打击,二十出头的马三立难以承受,大病三个月,多亏一道说相声的高桂清、刘桂田、赵佩茹等人出手相帮。

大哥要接济,刚会说话的侄子马敬伯(后成为著名相声演员)和刚出生的女儿要抚养,结婚时欠下的高利贷要偿还,只在天津一地说相声已经无法养家糊口,马三立只好外出流浪卖艺。大凡旧社会的艺人,四处流浪,卖艺为生,不是家常便饭也是常有的事,只是马三立这样的潦倒至极连外出也困难的艺人,委实不多见。

起初他没有路费,去不了外省外县,就坐小船到天津附近的咸水沽、葛沽、溏沽一带演出。有一次,还是托了熟人坐在火车头里,才到了秦皇岛。和刘宝瑞(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在外地卖艺,坐船时实在太饿,偷了别人的锅饼吃,坏了孔夫子“非礼勿动”的遗训。1939年在济南卖艺,捡到了十块钱,才买上回天津的车票。

在整个三十年代,这样风餐露宿、舟车劳顿地到各地卖艺,是马三立的主要生存方式之一。在他晚年的一份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辗转南行的情景:“按照火车路线一站一站地走下去,小县城、小村镇、集市、庙会,是演出地点,茶馆、书场、路旁、大车店、妓院等等,也是演出场地。比较大的地方,生意好,就多停留几天,例如沧州、德州、平原、禹城和济南。生意不好,不住店,在火车站候车室凑合一夜,天亮再走。不管生意好坏,我也是经常不断地给家中寄钱,恐怕我老伴和孩子们没钱吃饭。有时存了两元钱,也赶快给家里寄去。我自己的吃喝费用,俭省到了可怜的程度。”

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出门在外的马三立备尝作艺的屈辱。伪军扇耳光、戏园子老板骗钱,地痞流氓讹诈,这些他都碰到过。每逢此时,他选择的往往是逆来顺受。

不是他生性胆小怕事,而是作为最底层的穷苦艺人,他也只能忍气吞声,甚至是苟且偷生,他只能在路上背诵“温柔终益己,强暴必有灾”之类的旧式格言的时候,寻找到一点平衡。

不单是在外地要忍,要苟且,就是在天津卫作艺,也要忍辱负重。1940年,在说了11年的相声后,马三立在素有“相声窝子”的天津卫渐渐自成一派,崭露头角,北京、天津两地的相声园子和电台都约他前往演出。然而,就在他稍觉快意之时,厄运再次降临。

当时天津卫臭名昭著的汉奸袁文会充当幕后老板,成立了兄弟剧团。为了霸占控制技艺出众的艺人,这个剧团强拉马三立入伙,马三立推拖不掉,答应临时帮忙三个月,没想到甫一进去,就落入虎口,此后的整整五年他再也无法动弹。

此时正是他艺术上渐入佳境、需要更上层楼的当口,而剧团给他的安排正是不准说相声,只能排演京戏和话剧,反串其中的角色。更糟的是,剧团内帮派习气盛行,互相倾轧,马三立备受欺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受累受气不挣钱,家里生活困难至极。自己想离开剧团,可是又不敢”。 对于这近乎白白浪费掉的五年时间,马三立终生后悔。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43年春节,我家的破烂东西,当卖一空。春节家家户户都在忙年守岁,我家的孩子大人却不像过年的样子,勉强买几斤馒头,早早的熄灯睡觉了。我在这黑暗中,流着眼泪,听着外边的鞭炮声,度过除夕的一夜。”

马三立又忍了五年,忍到了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9月,袁文会刚刚不再掌管剧团,马三立就立即宣布“我不干了!”——在闯荡江湖十六年后,他终于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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