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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老还童,我还会选择读书

2015-03-20

7月11日,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走完了他93岁的人生历程。他的学术人生,浓缩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任继愈在《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辽宁教育出版社 采访人 陈明)一书中讲述了他的经历。摘登如下。

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大家族。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四代同堂。那种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家庭。

我的小学是在山东上的。有个小学老师我现在都很怀念他。那是七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他那种教学方法在现在来说都是很开明的。比如说,对青少年的一些很容易犯的毛病,他就敢于提出来解决。比方现在这些中学里面,性教育方面没有,几乎没有师资,不敢接触这些东西。我的那个小学老师就给讲。在六七十年以前很不简单,拿到现在也很先进。

我在小学时成绩不是最好。学习分数不是最高的,但是我学习的成绩比较扎实。譬如说,我的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但是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检查错在哪里,考试以后我有这么个习惯,看过哪个地方没弄好,没弄对。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一百分的得到的少。所以考试对我有实际的意义,自己上心哪。

高中的时候,我到了北平。那时是随便考,敞开了,随便考、随便选,你只考得上就可入学。(如果再选择一次,假设现在返老还童了,重新开始的话),我还是读书,因为它开智慧,让你不太糊涂,避免愚昧。至少,我看有这么个好处。

(我大学一直是在哲学系。)我觉得哲学重要,自己应该去学。我们当时的“哲学概论”是汤用彤先生讲,这是一年级的必修课。哲学是怎么回事啊,启发式的,引起兴趣,这很重要。从那以后,我觉得很值得学。视野开阔了。哲学是研究真理的学问。我记得斯宾诺莎有句话,他说“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这个我印象很深刻。

转到中国哲学史是最后一年,抗战开始了。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占了北平。学校第一步搬到长沙,半年后又搬到云南。有三百学生步行。体格检查说可以,我就报名步行去。当时经过一些很穷困很落后的地方,看到那时鸦片还很多,很盛行,抬轿子的苦力,都食鸦片的。问他为什么吸鸦片,他说吸得起,戒不起。买一盒才一毛钱,要戒的话,一个月不能工作,没饭吃。贫困啊,落后啊。中华民族这么一个苦难的民族!抗战的重担就压在农民的身上,而农民又这么个状况!我就觉得值得研究中国的文化问题,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转向中国哲学史。

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我基本上是尽量做到少后悔。

我在大学二年级时,钱穆先生教中国通史。 《国史大纲》是个讲义。他讲所有的课都很有感情。他在方法上接受王国维那一套,考古学、人类学、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讲。这是个新方法。

我在西南联大教书,当讲师。我现在的这个爱人冯钟芸,当时在联大附中,教另外一班的语文,我们就这样认识的。后来,她又到联大中文系当助教。中文系当时有一部《四部丛刊》,中文系与哲学系办公室连着。哲学系没什么书,研究中国哲学史,那个《四部丛刊》很有用,我常去借书。

我们结婚很晚,汤用彤先生很关心我们的结婚问题,跑到冯家去,代表我的家长。中文系的系主任是罗常培,北大的,对我印象还不错,我们住在一个集体宿舍。她在他的系里当助教,两个系主任促成了这事的成功。

处理家庭关系,要求同存异,人不能完全一致的。完全一致,限制了两个人的自由,都不舒服。她有她的天地,我有我的天地。到现在为止,写给她的信我不拆,既不看,也不问。对我的信,她也同样,除非我主动有什么事跟她商量,一直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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