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新政

公元8年,王莽篡汉称帝,实行新政,进行全面改革。然而王莽新政却不能挽救西汉走向衰亡的步伐,反而进一步激化矛盾,最终赤眉、绿林起义,新朝灭亡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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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8年,王莽篡汉称帝,实行新政,进行全面改革。然而王莽新政却不能挽救西汉走向衰亡的步伐,反而进一步激化矛盾,最终赤眉、绿林起义,新朝灭亡可想而知。
  王莽新政的措施
  政治方面
  改革官制
  如在中央官职中,更名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大理为作士,太常为秩宗,大鸿胪为典乐,少府为共工,水衡都尉为予虞,光禄勋为司中,太仆为太御,卫尉为太卫,执金吾为奋武,中尉为军正。地方官职的名称也多有改动:太守改为大尹(或卒正、连率)、都尉改为太尉、县令(长)改为宰。等等。此外,王莽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官职,如在中央新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列于九卿;置大赘官执掌舆服御物,后又典兵,位上卿;设司恭、司从、司明、司聪、司睿等五大夫;在地方,州置牧副,部置监副,等等。王莽根据古籍,更改了秩禄之号,还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其中有很多人并没有实际得到封地,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
  因此,贪污受贿、榨取民脂民膏的现象在各级官吏中层出不穷。至于那些清正一些的受封爵者则穷困潦倒,甚至靠给别人打短工来维持生活。
  修改地名
  王莽还更改了许多地名,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甚至连官吏也弄不清楚,所以王莽在后来的诏令中提到某地时也只好注明故地。如“山阳郡”更名为“巨野郡”。
  冻结奴隶制度
  对现有的奴隶数量冻结,禁止继续买卖和产生新的奴隶、婢女。使其自然消灭。
  经济方面
  实行王田、私属制
  王莽掌权后,根据古书上记载的井田制度,于公元九年颁布了一道著名的诏令:“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实行五均、赊贷及六筦(管)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建兴帝王莽下令“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五均”的主要内容是:在长安及全国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长安分东西市,设令,各市有长,令、长皆兼司市,称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五均官的任务一是按工商各业的经营情况征收税款;二是管理市场的物价,各地五均官在每季度的第二个月,评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称“市平”。如果物价高于“市平”,政府就将控制的库存物资按平价出售,以平抑物价;市场价格低于"市平",则听任百姓自由买卖。
  赊贷是由政府办理贷款。具体办法是:如果百姓办理祭祀、丧葬或欲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者,可以向政府借贷。祭祀借贷须在十天内归还,丧事借贷须在三个月内归还,以上两项借贷不收取利息;工商贷款每年交纳不超过所借数额十分之一的利息。
  强迫劳动
  凡是无业游民,政府制定惩罚措施,每人每年缴纳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政府强迫其服劳役,并在劳役期间供给饮食。
  建立贷款制度
  人民因丧葬或祭祀需要,可以向政府贷款,只需归还本金,不收利息。如果因从事农业、商业生产向政府贷款的,政府收取纯利润的十分之一做利息。
  政府干预经济
  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购买,反之则有政府卖出,防止物价上涨。
  文化方面
  音乐
  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下书曰:“遏密之义,讫于季冬,(张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期年也。”师古曰:“虞书:‘放勋乃徂,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遏,止也。密,静也。谓不作乐也。故莽引之。”)正月郊祀,八音当奏。王公卿士,乐凡几等?五声八音,条各云何?其与所部儒生各尽精思,悉陈其义。”天凤六年(19年)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羣臣始冠麟韦之弁。或闻其乐声,曰:“清厉而哀,非兴国之声也。”
  漏刻
  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奏请太后,称得“铜符帛图”,并借此“请共事神祇宗庙,奏言太皇太后(即孝元皇后王政君)、孝平皇后(即王嬿,后来改封为黄皇室主),皆称假皇帝。”该奏中请“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奏可。
  此次改漏刻为一百二十度,是和该奏中所说的汉哀帝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的故事有关。王莽该奏中称,“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当时汉哀帝在改元诏书中对漏刻进行改革,“漏刻以百二十为度”。颜师古曰:“旧漏昼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此本齐人甘忠可所造,今贺良等重言,遂施行之。事见李寻传。”
  历法
  天凤六年(公元19年)春,王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天下。下书曰:“紫阁图曰‘太一、黄帝皆仙上天,张乐昆仑虔山之上。后世圣主得瑞者,当张乐秦终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谕矣。复以宁始将军为更始将军,以顺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李竒曰:“易道生诸当生者也。”师古曰:“下系之辞。体化合变,故曰日新。”)予其飨哉!”欲以诳燿百姓,销解盗贼。众皆笑之。
  地皇元年(公元20年)“改元曰地皇,从三万六千岁历号也。”
  度量衡
  始建国元年做新嘉量以统一容积。
  民族外交
  在同周边各民族的关系上,王莽一改西汉自昭宣以来建立的平等友好关系,妄自尊大,使中央政府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趋恶化,直至爆发连年战争。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称帝后,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为由,将西域各国的王改封为侯,从而引起了西域诸国的普遍不满。此后,王莽在一系列同西域的关系问题上都处置不当,西域诸国先是互相征伐,继而攻杀西域都护。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派五威将王骏等人率兵出征西域,被西域诸国联合袭杀,几致全军覆没。
  王莽将少数民族王贬为侯的命令也引起了“西南夷”的不满。封地在今云南广南县一带的句町王怒不从命,被王莽处死。于是,句町王之弟承便率众起兵,饱受王莽政权压迫的西南各族人民趁机起而响应。尽管王莽曾派几十万大军一度将句町的反抗活动平息,但西南各地的武装反抗一直延续到东汉初年。
  王莽为准备对匈奴作战,在征发内地兵员的同时,还向臣服于汉的高句丽征兵。这便引起了高句丽人民的反抗。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派严尤出兵,征服了高句丽,将其改名为下句丽。
  汉宣帝以来,汉与匈奴的关系得到改善。呼韩邪单于穷困来降,汉王朝仍将匈奴视为对等的大国。汉王朝发给匈奴的印信,文字是匈奴单于玺,其下诸王之印信为“汉某某王”,以表示待以客礼而不是作为汉王朝的臣属。
  王莽新政为什么失败?
  主观原因
  动欲慕古,不切实际
  王莽在改制中,王莽食古不化,竭力复古,最终导致改制的失败。王莽一向认为,“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是以做了大司马成为宰辅后,“议论决断,靡不据经”。新朝建立后,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把一切政令、设施都弄得古色古香,一部《周礼》几乎是王莽新政的蓝本。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大儒们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羡慕不已。
  王莽还根据《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制定出一套分封的办法:“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测,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在体现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已确立二百多年后的时候,王莽全面恢复分封制,用世袭的办法代替选任制,其实是一种历史的例退,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王莽代汉后,为了抑制富商大贾的过分盘剥,又颁布了五均六管法,“《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可以看出,五均六管也是根据《周礼》等旧典损益而成的。这套五均六管法实质上是官营一部分工商业,将民营的盐、铁、酒等大宗商业收由官家来做。这明显是与富商大贾争利,当然要遭到他们的反对。而税山泽,又使在虫蝗旱灾之中指望山泽求生的百姓,没有了活命之路。因此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一致反对。六管之令行,“天下愈愁,盗贼起”。纳言冯常上谏除六管法,“莽大怒,免常官”。五均六管法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又触犯了富人与穷人的利益,这就使得改制没有了社会基础,失败成了必然的结局。
  性情躁扰,轻于改作
  王莽“性躁扰,不能无为”,好逞威风,博求虚名,轻于改作,但又对改制中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致使许多措施半途而废,或者仅限于法令条文的颁布。在这方面,币制改革与地名变更尤为突出。从居摄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王莽改币的主要目的是用货币贬值的方法,聚敛财富。结果是币制改革一次,王莽就实现一次对人民财富的大掠夺,社会经济就会出现一次大混乱,以至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如此频繁、混乱、荒唐的币制改革,在中国币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种改革除了增加记忆的麻烦以至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之外,则无任何益处。这也是王莽失败的重要因素。在位期间,王莽还屡次挑起对东北、西北、西南诸少数民族的战争。对匈奴曾几度发兵,虽不曾出击,屯边吏卒数十万,持续时间许多年,“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扰攘天下,破坏边境和好局面,改革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其结果可想而知。王莽在位期间经常颁布一些改革措施,但往往只注重形式,对具体执行则不甚了了,更多的精力用在讨论修改条令的文辞优美与否、是否符合经典规范上。不断修改条令实际上是不停地扰动民众,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刚愎自用,所用非人
  王莽代汉前,其声名已十分显赫,连皇帝、太后都对他恩宠有加,百姓、士大夫上书称赞王莽的更是络绎不绝。这样的声望使王莽在改制中过于自信,过于迷信儒家经典条文,以至于达到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地步。王莽经常自以为他的法令条文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对忠言直谏者,常不能正确处理。如大司马严尤上书,陈述对匈奴作战的困难及不利条件,建议停止对匈奴的战争,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结果被王莽贬去大司马之职。
  当有使者如实报告农民起义的缘由是法令苛酷、剥削沉重时,王莽根本不信,认为是造谣,立即罢免了使者的官职。他叫大司马司允费兴去做荆州牧,问他到任上如何治理,费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管,税山泽,妨夺民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郡,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税赋,几可以解释安集。”王莽听了大怒,又免去了他的荆州牧。去除苛政以苏民困,这本是解民倒悬之举,能干的官吏才可以做到的,王莽竟然因此而免其官。为政者不知用人才,难怪王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王莽后期所用之人大多是拍马奉承、刻薄寡恩的小人。
  进入关中的流民有几十万人,王莽“乃置养膳官禀食之”,而办事的官吏乘机将赈济的粮米据为己有,致使“饥死者十七八”。王莽听说城中饥馑,问负责此事的王业,业“乃市所买粱饭、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王莽居然就信了他的话。王莽派到各郡督察铸钱的官吏,大都是富商大贾出身,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满朝这种阿谀奉承,颠倒黑白的官吏,新莽政权的倒台是必然的,搞改革必须高度重视用人之道。事在人为,各项改革措施,最终都要通过人去贯彻实施才能收到效果,而效果好坏,又与用人是否得当直接相关。王莽的刚愎自用与用非其人造成改制的彻底失败,教训是深刻的。
  客观原因
  自然灾害严重
  天时对王莽改制也是极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阶段之一,见于记载的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区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如此大的灾害,即使是在国家储备充足、社会秩序稳定的条件下也会造成巨大损失,何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出现在国库早已耗费殆尽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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