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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资料:台湾国民党党史馆馆藏毛泽东书信中究竟说了什么

非我族类 2018-02-07 11: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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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重要一员自然也积极参与其中,本文笔者曾经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中看到当时毛泽东的一些书信,这些书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资料,从中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窥见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一些情况。究竟台湾国民党党史馆馆藏毛泽东信函中究竟说了什么呢?
  第一封信是1924年5月毛泽东写给国民党中央执政委员会上海执行部的短函。
  平教委员会诸同志:
  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务委员会议请到伯伦同志代理出席。
  毛泽东
  第二封信则是1926年2月14日,毛泽东写给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林伯渠的请假函,信封上注明“报告中央”。
  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诸同志:
  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关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办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为荷!
  毛泽东
  一
  第一封,1924年5月给平教委员会诸同志的信,意思是说自己因为脑病的原因,加之组织部和秘书处杂事繁多,请求辞去委员的职务,并派伯伦同志(即刘伯伦,原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支部负责人,时为跨党党员,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暂时代理自己的职务。
  我们可以先看看写信的时候,毛泽东担任了哪些主要职务?
  1923年6月12日中共三大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局秘书,首次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局面的正式形成,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在会上,他积极发言,申明自己的主张。他的这些表现得到了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关注,因此,在1月30日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时候,孙中山亲拟名单,毛泽东名列其中。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国民党一大结束后,毛泽东便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除广东根据地外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它负责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的工作,国民党内的元老级人物如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等均在这个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毛泽东担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
  可见,在写信的时候毛泽东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都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职务,身上的担子是相当重的。那平教委员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1924年3月初,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以国民党的名义成立“平民教育委员会”,先后在沪西小沙渡、沪东杨树浦和吴淞等工人较集中的地区开设平民学校、工人夜校,启发教育工人群众,提高革命觉悟。会议还决定,以平民教育运动为本党目前着手的一般工作,组织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并主持这项工作。由此可见,这个机构是一个从事工人教育的组织,主要是开办学校等。
  综合上面的情况,毛泽东以脑病为由提出辞去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这类事务性的职务也在情理之中。但是,细细分析,这是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呢?
  国民党一大召开后不久,1924年5月10日至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总结国共合作五个月以来的经验,作出《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 《党内组织和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等。
  这次会议重要作用在于:1、国共第一次合作已经开始,尽管共产党还是一个不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但她已经向成熟迈进,开始总结与友党合作的经验了。2、共产党逐步辨明自己的朋友,提出国民党有两派力量,左派和右派。指出,“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 3、提出工作重心的转移,特别强调今后在国民党中的工作以宣传工作为主,使国民党不断地有规划地宣传“一大”宣言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要求民权的原则。同时,会议还决定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但是在统一战线内部,始终存在着共产党、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之间的斗争,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也始终不能很好地贯彻实施。在毛泽东写这封信前后,两者之间的斗争都有很多例证。如1924年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弹劾共产党,声称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国民党内“绝对不宜党中有党”。随后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十五号通告。通告分析了国民党右派反共排共的严重形势,说:“自吾党扩大执行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以和缓列强及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此时国民党只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通告指出:“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
  到了7月份,国民党代表戴季陶来到上海,与执行部的叶楚伧联合,大肆排挤执行部内的共产党人。8月1日还策划部分国民党人在上海南方大学召开代表会议,讨论“处置共产分子问题”,次日又闯入执行部机关,殴打了“跨党党员”邵力子。这表面上是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但矛头实质是对准了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公开化了。
  但这时,陈独秀在统一战线方针上受共产国际影响很深,采取的是退让的政策,这也导致了后来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大革命最终失败。
  因此,根据上述情况来看,笔者认为:毛泽东辞去平教委员会一职,表层原因是自己有脑病,繁重的工作难以承受;而从此后事态的发展来看,其深层原因则是毛泽东更多地执行的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在共产党自身的建设上,同时受共产国际、陈独秀退让政策的影响,对国民党作了一定的退让,或者说也是对国民党右派的一种斗争策略。   二
  当时间跨入1926年,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两年多的国共合作经历,使得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了越来越明晰的认识。在这两年多的合作中,他一方面感受到国民党左派为革命在不懈努力,另一方面国民党右派则总是在从中作梗。
  在1925年1月举行的中共四大上,毛泽东没有入选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而是主要负责农民运动。于是,2月6日,毛泽东回到了家乡韶山,开始了为期200余天的农运调查工作。不久孙中山逝世,五卅运动随即爆发,大革命深入到高潮之中。正是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和右派也在分化,出现了像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等为代表的新右派,革命的形势在悄然发生变化。
  9月,毛泽东结束了在家乡的调查研究,来到国民政府所在地广州,在汪精卫的推荐下,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担任这个职务后,毛泽东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来抓宣传工作,很快就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但随后不久,国民党内部分反动分子就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出现了“西山会议派”,大造反苏、反共,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舆论。一时间,国民党内新老右派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活动,他们的这种活动引起了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毛泽东的高度警觉,这也促使他思考:到底中国革命的出路何在?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到底该团结谁作为自己的同盟军,从而真正推翻军阀反动统治,建立一个完全的共和国。因此,他觉得很有必要研究一下中国社会实际的阶级状况。
  在当时的共产党内,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第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的倾向,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第二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的倾向,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通过在家乡对农民运动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写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五种阶级成分,最后得出结论: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从中,他也深刻地认识到:在现阶段的中国,非高度重视农民不可。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毛泽东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常委会批准他继续代理宣传部长。这次会议由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大多数,因此,革命统一战线仍得以维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也未改变。但此会在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对势力正壮大的国民党新右派却未触动。“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了解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危险。为了排除这种危险,他们准备向新右派(戴季陶)作出让步。”
  国民党二大后,因历来对农民问题颇有研究,毛泽东又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特别是在家乡韶山考察后,毛泽东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农民的力量和在革命中的地位,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国共合作这条路来看,两党争斗太厉害,自己以后还能否在国民党内也不甚明了。于是,毛泽东决定集中精力从事自己所擅长的农民问题。
  第二封信正是在1926年初写的,2月14日,毛泽东写信给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林伯渠,要求请假,信封上还注明“报告中央”。
  这次请假他还是沿用以前的理由因为脑病,借口前往韶关疗养,实则是去调查那里的农运情况。这点在《毛泽东年谱》中也有沈雁冰的回忆印证:“此次毛泽东的请假虽说‘因病’,实际上他是秘密往韶关(在湘、粤边界)去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
  总结上述两则材料所反映的问题初看来都不是特别重要,但背后其实都反映出:在国共合作期间的毛泽东,虽然尽力在维护统一战线,但是以他敏锐的眼光,对革命的前途、力量等方面与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有着不同的认识,并为之进行了实践的调查、研究。信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共合作中存在的冲突和矛盾,这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国共合作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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