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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抗战失败的原因 长城抗战中的张学良

非我族类 2018-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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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抗战最终以失败告终,这场战役给山海关的百姓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在深入分析这场战役的失败原因的时候,我们发现,蒋介石绝对责无旁贷,因为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导致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至于张学良,他在长城抗战中的作用和表现一直都是存在争议的。
  导致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导致长城抗战失败的根本原因。

  虽然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多少改变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抵抗的政策,实行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平息国人抵御外侮的呼声,是为了争取接受不是在最苛刻条件下的妥协,因而实质仍然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
  当长城抗战正处在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正指挥4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面对广大爱国官兵强烈的抗日爱国呼声,蒋介石曾严令:“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战,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何应钦、黄郛在与冈村宁次进行秘密谈判时,何对冈村说:“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何应钦的话道出了国民党屈辱地接受《塘沽停战协定》的真实意图,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最好的注释。
  第二,两线作战是长城抗战失败的必然命运。
  对日作战是关系全中国命运的大事,需要集中国内主要力量应战,但蒋介石只派中央军四五个师的兵力北上参战,中央军主力精锐一直在南方围剿红军。面对强敌,却如此轻率应付,这种两面作战,重南轻北的做法,一开始就决定了北方长城抗战必然失败的命运。正如有的台湾学者指出的:“热河之役的失败,张学良固然责有所归,唯蒋委员长实亦不无坐观成败之嫌。”
  3月下旬,长城抗战最激烈的时候,日本调兵遣将,准备做最后的决战。此时蒋介石在北平怀仁堂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蒋介石和何应钦在与前线将领谈话中,都一再强调,“不要希望再增加兵力,要以现有的兵力对付日军,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争取外交解决。”蒋介石何应钦对长城抗战的态度,像一瓢冷水浇在抗日前线将领的头上。沉重的打击了前线将领抗日的决心。镇守冷口的商震,就是考虑到,在蒋介石的眼里,没有实力的将军是没有地位的,手中没兵权在军界也是难以站住脚的,此时的他既要尽一个军人的职责,抵抗日寇,又尽量要保存实力。因此他在前线始终只放一个师的兵力,预备队远在大后方。防御战线过长,便一字排开,没有纵深配备,没有机动兵力。因此4月上旬,日军对冷口发动强大攻势
  的时候,尽管前线将士浴血奋战,他们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在多少次集团冲锋下,与敌血肉相博,坚守了5昼夜,最后镇守在冷口右侧的白羊峪141师721团官兵几乎死伤殆尽,敌人趁机突破防线,杀开一条血路,突进长城,从侧翼包围冷口,使冷口失守,造成长城战线全部退却,长城抗战最后失败。
  第三,在战略上消极防御,死守阵地,被动挨打。
  日军在进攻热河前,驻扎在华北地区和热河的中国军队(包括义勇军)达到35万之众,仅热河的东北军的数量并不少于日军,汤玉麟在热河境内部署的东北军就有近10个师的兵力,约10万人。而日军投入的军队仅2个师团又3个旅团,不过5万人,加上伪军才10万人。日军为达到战术上的优势先在山海关打响,又在渤海湾造成登陆的假象,牵制何柱国、于学忠等于滦东和津沽间而不能援热;还利用刘桂堂、崔兴五、李守信等伪军在察哈尔东部和热河北部牵制了中国守军5个师的兵力。同时,日军集中了装甲车、汽车、骑兵部队,沿交通大道快速调动,很快将热河占领。而中国军队处处设防,往往是一字排开,没有纵深,消极死守,线长兵薄,工事简陋,一点被突破,全线即溃。
  中国军队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日军,而且有地形上的的优势,如果在日军进攻时,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大量杀伤敌人的生力军为目的,采取运动战、伏击战,夜袭战,或派出小分队,攻其后方,是能给日军以杀伤或遏制其进攻的。事实上,局部的出击是有奏效的,如第29军在喜峰口、罗文峪的夜袭等;大部队的前出和突进也能办得到,如冷口的进攻战,第26军在兴隆对日军的进攻和包围。可惜这种做法既未推而广之,亦未持久,这是由最高指挥者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造成的。即使是这样的战斗往往也只是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抗战以来全国军队的英勇牺牲,我们是十分敬佩的,但需要从血战中得出一定的教训。”“军事上的错误,也是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动仗,军事术语叫做‘单纯防御’。这样的打法是没有可能胜利的。”
  第四,临阵换将,兵中大忌
  长城抗战初期,张学良任北方军分会代理主任(主任蒋介石),蒋许诺黄河以北全由张节制,全权负责部署指挥对日作战。长城抗战刚刚开始,张学良被迫下野,何应钦任北方军分会主任。临阵走马换将,历来是兵中大忌。更何况两人对待抗日从来是就两股叉跑车,走的不是一条道。下面我们从两位主帅的经历、观念、行为,不难得出长城抗战的必然结果。
  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人,祖籍河北大城。1901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于7月4日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纵观张学良的一生,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1928年12月29日易帜,结束了十几年的军阀混战,实现了中华民国的形式上的统一。第二件,1936年发动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把东北拱手让给日本,在全国落下“不抵抗将军”的骂名。面对日军侵占热河,觊觎华北,张学良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认为寄希望于国联没有出路,不抵抗只有亡国,痛定思痛,张学良决心一雪耻辱,奋起抗战。1932年2月19日张学良给南京的电报说:“当1931年9月18日危机刚刚爆发之际,考虑到其他强国能主持公道,维持和平和主义,我忍辱负重,向国联呼吁救援,希望以此能得到公正的结果,结果事实并非如此,日本还在继续侵犯我们的领土。我们相信正义,可我们越是委曲求全,他们越是得寸进尺……。现在我的忍耐力已经到了极限,武力是自卫的唯一方法。我一直坚定不移的执行中央的政策,我愿率领我的部下抗击入侵者,保卫我民族和我党,即使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如果热河被占领,那将严重威胁华北安全。”张学良先后调动8个集团军,兵力达35万人,在热河以北、察哈尔以东和长城沿线布防,抗击日军进犯。热河失陷后,一时国内舆论大哗,茅头直指蒋介石国民政府和张学良。为了平息国内舆论,蒋介石推出张学良做替罪羊。3月10日一直在南方围剿红军的蒋介石突然北上,在保定的专用列车上会晤张学良,两个人进行了微妙有趣的谈话。
  蒋介石:当前的局势好比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俩中间谁离开小船好呢。
  张学良:我离开……(随后长时间沉默)
  蒋介石:接到你的辞职电报,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实在不愿你离去。不过,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俩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
  张学良低头沉思不语。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4月11日出洋。他在辞职通电中申诉了自己的苦衷:
  “我从担任公职以来,就一直为巩固中央政府,实现国家统一而竭尽全力,我始终如一的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我选定的道路上从没动摇过。正是由于考虑到这个目标,我才不顾日本公开威胁,升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我支持和促进国民党在东北的活动,并且最终于1930年秋率兵入关支持全国统一的大业,我一直坚定的相信,若要抗击外来侵略,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而正确的中央政府。当1931年”九一八”危机爆发时,我因病困在北京的病床上,我相信向国际联盟呼吁能够得到公正的裁决。当日本侵略热河时,我得到命令保卫这个省,于是迅速派我的部队与敌人交战。战事爆发以来,将士们始终忠实地履行着他们的职责,不管结果如何,我的数万名部下终归为国做出了最后的牺牲。”
  3月11日正是长城战场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冷口刚刚被夺回,喜峰口、古北口正在激战,在北方军分会,却换了主帅,何应钦被任命为北方军分会代理主任。
  纵观张学良的一生,注重民族大业,维持国家的统一,寄希望建立一个独立,强大的国家。九一八事变,张学良认为自己既然投身南京国民政府,就要维持政令、军令的统一,忍辱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拱手将东三省让给日本。事变以后张学良洞察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为了国家,为了东北父老乡亲,也为了自身的名誉,激起了他抗日爱国的雄心,决心保卫热河,保卫长城,抗击日本侵略者。这和后来发动“西安事变”是一脉相承的。张学良是积极主张抗日的将领。
  何应钦经历、政治倾向则与张学良不同。
  何应钦,字敬之,1889年4月2日出生贵州省兴义——曾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5年后追随蒋介石。1927年参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9年任国民政府海陆空军总参谋长。1930年8月5日任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1931年兼任南昌行营主任、前敌总司令,指挥国民党军队两次“围剿”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均遭失败。何是蒋介石“攘内必先安外”的积极支持者,主张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被认为是国民党中亲日派人士。1933年3月兼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主任,指挥长城抗战。
  何应钦担任北平分会代理主任,坚决全面地贯彻蒋介石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
  如张学良在对敌指挥部署上,以固守现据守阵地,再图反攻,收复失地。3月6日张学良部署:在冷口“固守抚宁义院口、界岭口、青山口一线,万福麟部队待宋哲元部队进驻宽城后,率部集结于抚宁、卢龙一线,投入反扑。”在喜峰口“第三军团协助32军扑灭冷口之敌,一部接第4军团宽城防务,而以主力在迁安、喜峰口至遵化集结,准备向平泉方面进攻敌人。”张学良不仅防御,而且积极反攻,准备收复失地。蒋介石何应钦指挥抗战,完全是消极防御。
  29军3月11日绕攻胜利后,蒋介石12日电告29军总指挥“查古北口能守,则喜峰口自不能过于突出,户务坚守口门,临机处置为要。”14日又电:“扼守喜峰口外拟定数个重要据点,与敌坚持,无过突出,以其节省兵力。”3月15日何应钦部长删战电令: “前线部队不必坚守一线,宜使活动使用。”“现中央军未完全到达,东北军未完全整顿完毕以前,可以少数兵力警戒各口。如敌另以生力军来攻,则将其引入口内,再以生力军两侧或一侧袭击之,定有奇效。使敌再不敢企图长城矣。”3月17日,蒋介石电令:“敌既击退,应在关口附近构筑强固工事,先稳妥定阵脚,然后再图发展。常保决胜冷口。则全国之幸也。”蒋介石、何应钦完全没有积极进攻的意识和部署,摆出一幅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架势。同时却请求亲日分子黄郛出山,积极谋求和谈。
  长城抗战开始阶段,3月15日以前,长城各守军接连打了几场胜仗:3月8日冷口的进攻战;3月9日、11日喜峰口两次绕攻;滦平青山梁阻击战;古北口阻击战等都重创了日军,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客观的说这还是张学良部署的结果。3月11日张学良下野,何应钦主持北方军事,3月15日以后,战场转入被动,各个战场处处挨打,步步撤退,致使前线高级指挥将领抗战信心动摇,由观望到保存实力,消极抗战,进而导致冷口失陷,全线退败。
  第五,中国守军装备落后,日军装备精良。中国军队虽有优势的地形和杀敌的勇气,但在敌强大的火力下,徒增伤亡。日军的作战装备有装甲车、坦克,下有火炮作掩护,上有飞机轰炸相配合,机动性强,火力猛。而中国军队的装备与日军相比,大相径庭。以第29军为例,该部装备差,火力弱,有兵无枪,有枪缺弹,只是每人大刀一把,手榴弹六枚。即使中央嫡系部队如第2、第25师上阵的士兵还是“赤脚草鞋”,第2师的“轻机枪还在仓库里”。该部守备的古北口、南天门险要地段之所以被日军攻占,日军的优势火力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中国军队装备差,中国军队大多打的是击溃战,很少有歼灭战,就是包围了日军也不能歼灭,只得放弃而归(如兴隆之战)。日军强大的火力给中国守军很大的杀伤。据战后全国统计,中、日伤亡的比例为11:1,可见中国军队在日军火力下伤亡之大。消极防御的战术思想,加上低劣的武器装备,使守军不得不依赖长城这个古老的工事进行作战,落后的战术思想和过时的防御设施带来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第六,中国守军一部分官兵素质差,缺乏斗志,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中国守军不乏训练有素的部队和忠勇爱国的官兵。第29军发场了西北军刻苦训练的传统,平时训练,以日本为假想敌,所以第29军印象是“卒伍整觞,无矜气,无怠容”。虽然装备低劣,然而用大刀杀出了威风。中国军队的不少官长在作战中能身先士卒,带头拼杀,如刘汝明、赵登禹、佟泽光、关麟征等人皆是。可惜像这样的人太少。中国一些军政官员的腐败昏庸在这次作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北平军分会的主要官员平时沉湎于酒色之中,一些军国大事竟在交际苑里处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军师团作战,或因斗志不坚、指挥失当,或因麻痹松懈、缺乏协同,导致了战斗失败。如中央军第2师一部在防守古北口八道楼子时自恃地形险要,官长带领士兵赌博,致使日军趁夜偷袭成功,八道楼子阵地全失,古北口防御全线动摇。“……东弱军苟遇日人攻击,靡不望风奔溃,事实昭彰,毋庸隐讳。愚意其过不在士兵,而其主因在乎官长之素质与营长以上之动作。”万福麟部在儿河设防时,线长兵单,“分散兵力,既不能增援,又不能固守”,“并且师以上指挥官的位置均距第一线200里以上,交通不便,通信器材不足,前后方通一次电话需要若干时间。这对于作战已经不能及时应付,更谈不到兵力的活用和互相呼应了。对群众没有联系,没有宣传,故对敌方行动毫不察悉,敌不找我,我不找敌。这也是失败的因素。”商震第32军防守冷口一带正面百余里的防线,只派了一个师,“其余的两个师和军部直属部队都控制在远远的后方北平”,“所谓准备也不过是加强工事,把炮兵推进到冷口外面,准备支援前进阵地,但又不敢推进过远”,实际上是摆个架子,指望日军占了热河以后不再向冀东进展。这些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
  从凝聚力上看,内部不团结。从古北口战役中,也可以看出在国民党政府的军队中,不同派系的军队在一道作战,是很难团结互助的。关麟征要利用张廷枢作掩护,而张则在战况吃紧时把自己的部队撤走,使关部吃很大的苦头,可谓“弄巧成拙”。即使同在一个派系内,也各有各的打算。同样的道理,蒋介石对于他的中央军也是不轻易给别人指挥的,所以最初他派杨杰担任古北口方面的第8军团总指挥,杨曾提出“后退配备的战略,”即打算在九松山(现在的密云水库附近)一带构成一个口袋阵地,诱敌深入,一举歼灭。这个计划与当时那种“节节抵抗,步步挨打”的战略相比,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方面说,要高明得多。可是就敌我双方军队素质与装备的悬殊,以及当时华北的具体情况来看,杨杰的战略是行不通的: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战略思想,与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何应钦对他大为不满,请求蒋介石赶快把他调走,由徐庭瑶兼代第8军团总指挥的职务。
关键词: 长城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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