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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会议和以遵义会议为核心的“1+6会议”

非我族类 2017-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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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尽管极为关键,但它和在它前后的几场会议决不能分开来看,毕竟这些会议构成了一个整体,联系在一起才能加深对遵义会议的理解。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后,党中央分别召开了3次会议,其中就包括扎西会议。我们不妨将这6次会议和遵义会议一起称为以遵义会议为核心的“1+6会议”。那么,这7次会议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时间回到83年前的那个秋天,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领导错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指挥不当,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为了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个月内突破了敌人三道封锁线,但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红军遭到重大损失。
  湘江的五昼夜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战斗惨烈至极。几十年过去,那里的老百姓还流传着“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的民谣。湘江之战使国民党当局进一步掌握了红军北上的战略意图,蒋介石沿途布下重兵,设下一举歼灭红军的包围圈。面对危局,博古和李德一意孤行,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军和错误指挥。生死存亡,危急关头,中央红军边打边走边开会,严肃审视和果断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命运。
  依据现有史料分析概括,湘江战役惨败之后,红军在行军打仗及短暂休整的路上,中央以遵义会议为核心,先后召开了七次重要会议。我的理解,这七次会议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遵义会议体系,它们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环环相扣的。不仅如此,统称的扎西会议也不只是一个会议,它是由几次会议组成的系列会议。
  (一)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的通道就军事行动问题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但李德等拒不接受,一定要打到湘西去。
  (二)黎平会议。6天后,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的黎平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之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战略方向虽有所调整,但未能解决实质问题。
  (三)猴场会议。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的猴场举行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
  上述三个会议急迫解决的是军事问题,转兵贵州免受重围之困,红军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天险,1月7日占领遵义。
  (四)遵义会议。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精力解决军事问题。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洛甫)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毛泽东、王稼祥发言,尖锐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报告和意见。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定取消“三人团”,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者。
  在那个寒气袭人、大雪纷飞的冬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浴火重生,凤凰涅槃,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总体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然而,我们要知道,纠正极端严重的错误,实现重大战略转折,不可能一蹴而就。
  (五)“鸡鸣三省”会议。遵义会议之后的土城战役,还是打了一场损失惨重的败仗。这一仗使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坚定了在军事上、组织上、领导权上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心,于是才有了在威信县水田寨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实现中央领导权的交接。
  (六)扎西会议。“鸡鸣三省”会议后,中央在云南威信的扎西镇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常把“鸡鸣三省”等在扎西境内召开的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本文主要沿用这个说法;但涉及七个会议的梳理,为了使其条理更清晰,此处我把两者还是区分开了),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七)苟坝会议。扎西会议后,中央红军二渡、三渡、四渡赤水,3月中旬在贵州的苟坝召开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中央授予他们军事全权,统一指挥作战,周恩来为团长。
  这七个会议召开的时间,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3月止,可概述为以遵义会议为核心的“1+6会议”。具体顺序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三次会议,主要是给遵义会议作准备;遵义会议之后又召开的三次会议,主要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延续、拓展、完成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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