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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南下方针的不可行性 毛泽东北上战略的合理性

非我族类 2017-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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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界会议上,中央就张国焘的“奉行南下”和毛泽东的“坚持北上”再次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以期确立一个统一的战略,而当时也确实做到了。党中央在俄界会议中充分分析了张国焘南下方针的不可行性以及毛泽东北上战略的合理性,并最终选择坚持背上战略。
  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北上红军到达俄界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一、四方面军失去了相互配合的机会,各处南北,一方面军势单力薄,单独北进,情况十分不利。9月12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回电中指责北上路线,说北上是“无止境的逃跑,军队不被拖死也会被冻死。”为揭露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确定今后的战略方针,党中央于当天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和中央着重分析了张国焘南下的弊端以及南下的不可行性,并对红军北上、建立新根据地的合理性做了阐述。
  张国焘南下方针的不可行性
  张国焘主张进入四川,为说服全军将士南下,他曾说“打到成都吃大米”。但是毛泽东和中央部分同志心里十分清楚,以当时红军的实力,连成都外围都未必能轻松拿下,又怎能成功地攻下成都?在党的历史上,一直以来,以城市作为战略突破口的大小战役多以失败告终,张国焘并未吸取足够教训,仍执意南下攻打成都。后来,张国焘本想按照他自己的设想攻取成都以赤化四川,可仅仅百丈关战役的失败就使南下红军折损了4万多人。可见,张国焘执意南下的原因之一是其错误地估计了红军当时的实际情况,主观臆断,决策的制定严重脱离实际。
  张国焘作为红军总政委和党的总负责人,手握八万三千多将士,十倍于毛泽东领导的北上红军。张国焘自恃资本雄厚,根正苗红,理应成为最高领导者,对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整个一方面军,张国焘都是轻视的。他认为,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一部分红军半夜悄然北上,是“右倾逃跑主义”、“是分裂红军的行径”。另外,张国焘对遵义会议改组后的临时中央一直不甚认可,他曾说,遵义会议改组后的临时中央,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从组织程序上不具备合法性。他不能容忍的是毛泽东取得了全党实际意义上的最高指挥权,从心里并不认可毛泽东及党中央对红军的领导。率军南下显露出张国焘打算公开与毛泽东和中央叫板,从而自立中央,当“一把手”的阴谋。不难看出,一向唯我独尊、傲慢自大、目中无人的性格和漠视党的纪律、原则的错误做法,是导致其脱离中央控制、擅自南下的一个重要诱因。
  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张国焘所谓的“南下战略”是行不通的,南下是条“绝路”!为进一步阐明南下的不可行性,会上,毛泽东指出,南下没有出路,第一,南下之后地形复杂,尽是草地、雪山和老林。对于相对陌生的南下地形,红军沿途若遇到国民党的突然攻击,一贯较熟悉的游击战术势必在陌生的地形条件下难以施展。且四川湿地、沼泽较多,会给经过此地的红军带来潜在危险,造成大量不必要的人员损失。第二,南下所到地区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且人口稀少,粮食极其匮乏。南下的少数民族中,大多数由部落首领和军阀控制,封建残余思想极其严重,这不但不利于共产主义信仰的传播,在多数情况下,红军还要和当地民族首领或与地区军阀作战,这也使红军的生存将雪上加霜。第三“敌人在南下路上的堡垒线已经构筑完成了,我们是无法突破的,红军南下只能退到西藏、西康等地区,无法到达四川。”国民党军队在红军南下沿路埋伏较多,且大多占据着有利地势地形,国军凭借其美式装备和火力优势,对红军南下和到达四川后的战略转移将会构成相当大的威胁。第四“红军南下只有减员,没有补充,只有白白牺牲、挨冻挨饿,对革命没有一点儿利益。”南下后,红军难以获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武器、物资援助,一切只能靠自己,若国民党切断了红军撤退之路线,将红军控制在川南、西康、西藏等小范围地区,在今后的战术安排上红军将极为被动。
  俄界会议上,政治局的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大家认为,南下的确是条走不通的绝路。
  毛泽东北上战略的合理性
  由上述原因可看出,南下之路行不通。为向北上部队进一步说明“只有北上才有胜利的希望”以及时稳定人心、军心,坚定同志们北上的决心、信心。毛泽东在1935年9月10日发表的《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以及在俄界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中,都对北上方针的合理性做了进一步分析。毛泽东在《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进一步阐述了红军要北上,在靠近苏联的广大地区建立起革命根据地的合理性、必要性以及采取行动的紧迫性,毛泽东写道:“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红军总的行动方针是北进,但考虑到目前党中央是率领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单独北进,力量是削弱了,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行动方针应该有所变化,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毛泽东分析了陕甘一带的地势、居民和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依靠游击战争,是完全可以战胜敌人并达到我们的目的的。”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中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个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使一、四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一方面军主力之一、三军团应该单独北上”。嘬后,毛泽东总结俄界会议结论时说:“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就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为坚定北上方针所做的合理性分析,可概括为四方面:
  一是,北上的优势之一是带领红军到达离苏联边境较近的广阔的地带,这有利于在军事和物资上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对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是有利的。二是,红军北上后,可以有效降低南下途中较多国民党军队时刻发动清剿行动的危险,北方尤其是甘肃、新疆、内蒙以北等人口较少的广袤地区,国民党在那里的军队较少,对那一地区的控制较为薄弱,这对于共产主义信仰和思想在当地民众中的传播以及队伍人员的补充与发展壮大是极为有利的。三是,北部地区的地理位置与南下相比,具有优势。四川等西南部地区战略空间较为狭小,红军习惯采用的游击战术在哪里较难发挥,而北部地区地形开阔,甘肃和陕北高原群山环绕,红军的游击战术会有较大的施展空间。四是,与南下相比,北上后,党和红军更有利于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由于包括武器装备、粮草医药等物资可以通过苏联和共产国际得到援助,加上红军“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顽强生存意志,同时又拥有老百姓的大力支持,这对北上后快速建立新的根据地提供了有利条件。

  俄界会议上,毛泽东有理有据、深入全面地分析了北上成功的可能性,在充分衡量南下与北上各项利弊的基础上,认为“北上”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合理的,更加坚定了党中央和红军北上方针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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