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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坝会议中毛泽东坚决反对攻打鼓新场计划因1份神秘电报

非我族类 201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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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苟坝会议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是否攻打鼓新场,刚开始中央多数人都持肯定意见,毛泽东却正好相反,而且态度坚决。第二天会议再开,毛泽东的态度并没有任何改变,只是这回他拿到一份电报,正是这份电报帮助他说服了与会人员,并撤销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历史上关于这份电报的是否存在一直存在争议,那么这背后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1935年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有20多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多数人都同意打,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不同意。是日深夜,中革军委二局译电员戴镜元截获蒋介石部署“围剿”遵义西南红军的电报,立即送给已被解除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的毛泽东。毛泽东独自提着马灯,从新房子去到长五间周恩来住处,说服周恩来后,又同周恩来一起到朱德住处说服朱德,第二天一早再开会议,取消了政治局刚刚作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
  那么,究竟有没有这样一封神秘的电报呢?
  戴镜元(1919—2008),福建省永定县岐岭乡竹联村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年仅10岁。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共青团永定县委书记、中央军委二局研究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任中央军委二局股长、处长、副局长。1939年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获毛泽东题词:“嘉勉”。 1948年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兼政委。在辽沈、淮海、平津等战役中,所部受中央军委传令嘉奖。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技术部部长、中共中央机要局副局长、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兼区长、总参谋部三部部长。是中共七大、十一大、十二大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2008年4月3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 著有《长征回忆》、《从洛川会谈到延安会谈》、《深切怀念敬爱的良师挚友克农同志》等回忆录。
  在侦听战线战斗了一生的戴镜元,从红军时期就一直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我们是带着坛坛罐罐仓促出来的,一路上抬着笨重的充电机。”1934年10月,在中央军委电台做译电员的戴镜元泪别中央苏区。当时中央军委代号“红星纵队”,电台代号“第四分队”,戴镜元是支部书记。 长征中,电台承担着通信联络和侦听敌军情报的重要作用,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特别关爱。毛泽东称赞戴镜元等译电员是“长征路上的灯笼”。
  按戴镜元的说法,在苟坝会议期间确实有那样一封电报。但究竟是哪一封?准确的内容是什么?3月9日,蒋介石坐镇重庆调兵遣将,围堵集结在遵义、鸭溪、枫香地域的中央红军。让我们来看一看蒋介石在3月9日至11日给其各路“剿匪”大军的电报。
  第一封电报:电令吴奇伟纵队主力向大渡口(今乌江镇上游)、刀靶水转移:“黔西至西安(寨)一带,已有黔军扼守,则吴纵队酌派一团兵力扼守鸭池河、滥泥沟、六广渡一带外,其余主力应向大渡口、刀靶水一带转移,预定于真日(11日)集中完毕。匪似仍在鸭溪、白腊坎一带。孙纵队仍令开黔西为宜。绍武部亦在黔西,饬属联络。又各部对空军,务须遵照规定,铺摆联络符号,以免误会。至叙永营盘山一带,已令潘文华部防堵。”
  第二封电报:电令郭思演九十九师合于吴奇伟纵队集结刀靶水:“郭(思演)师除留二团留守贵阳附近处,其主力应合于吴纵队,集结刀靶水及其以西地区,准备进剿。”
  第三封电报:电令各纵队分进合击“围歼”遵义西南地区红军:“据本日飞机报告,匪主力似仍在遵义西南鸭溪、白腊坎、枫香坝一带,午后尚有匪数千,由鸭溪向遵义东进。是匪尚欲盘据遵义西南地区,或不与我决战。刻正我聚殄该匪良机。我军吴、周、孙、郭各纵队应对此匪分进合击,务将该匪聚歼于遵义西南地区。郭纵队即由桐梓向遵义攻击前进;吴、周两纵队即在原地(周浑元纵队在长干山、坛厂之线,筑工事取防势,吴奇伟纵队韩汉英师集结镇西卫、滥泥沟之线,梁华盛师转移修文、六广河之线,欧震师转移息烽,黄沙河之线——作者注)集中,着转令孙纵队即赴西安寨、平桥坝集结待命,限文日(12日)以前到达具报。”
  第四封(3月10日):蒋介石部署湘军黔东防务:“(一)现在遵义西南之匪一部回窜遵义县城,似有东窜乌江之势,乌江上游、箐口下游(由余庆县至余庆司间之渡口)窜渡之公算为多。(二)抱冰兄(李韫珩)应速赴箐口南岸附近部署。(三)原令五十三师暂行担任之思南至水口江防,现在六十三师即已陆续到达,即改归该师逐次接替,将五十三师部队,逐次上移,最后守备水口一段(含龙回场)。并将主力控制于箐口南岸附近,用备策应。”
  第五封:蒋介石3月11日在重庆电令滇军孙渡:“现在匪似有西窜模样,希立刻转令孙纵队,就原地(黔西——作者注)停止待命,毋庸开西安寨、平厂坝。
  ”
  从以上五封电报可以看出,除第四封是防止红军一部“回窜遵义县城,似有东窜乌江之势”,加强余庆、瓮安等东面乌江防线外,在中央红军的西面,在打鼓新场(金沙)本身就部署了王家烈的2个师,在坛厂、鲁班场一带有周浑元的4个师,在金沙外围黔西、毕节一带是滇军的3个劲旅,滇军是毛泽东一直谋划着要调出的主要敌人,不要说红军去攻打金沙会把周浑元部和孙渡滇军部吸引到金沙来,从蒋介石部署作战计划的电文中已可看出,蒋介石对红军“西窜”早有防备,并且本身就有逐步向鸭溪、枫香推进,将红军压回遵义县城(今红花岗区)之态势。这个时候去攻打金沙,等于是“自投罗网”,正中了蒋介石之计。
  针对是否有一封神秘电报的问题,有人提出疑问,说毛泽东当时的职务是前敌政委(并且刚刚开会时还表决掉了),戴镜元的电报为什么送给毛泽东而不是送给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这是因为戴镜元等不可能马上就了解会议情况;同时,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已经成为军事方面实际上的出谋划策者,甚至是决策者。按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所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
  (遵义会议后)军事指挥权现在落在朱德和周恩来两个人身上。没有提到毛泽东,但在另一项决议里(指遵义会议决议中关于军事指挥问题——作者),毛被选为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不管纸上写的如何,大家都知道谁当家。另外一项决议写进了洛甫为毛的批评发言所作的摘要。最后一项决议指出,常委内部的分工以后再讨论决定……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还有人提出,如果有这封电报,为什么后来没有领导提过?目前了解的,就只有戴镜元的回忆:“……戴镜元拿着情报就往毛泽东的住处跑。凌晨2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紧急会议,放弃进攻计划。周恩来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贸然进行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啊!’”戴镜元在这里对召开苟坝会议的情况与其他领导的回忆有一定出入。事隔多年,对当时紧张又日理万机的每一个人来说,我们不应苛求几十年后的回忆在细节上仍然十分准确和相互吻合。
  那么,戴镜元破译的电报可能是哪一封呢?从内容上看,第一、第三和第五封均有可能,因为均是部署西面防务为主的。从时间上看,戴镜元是10日深夜,即是11日晨破译的,有可能是第五封,但结合蒋介石11日其他总体部署看,第五封电报似应在11日白天发出的。若是第一封和第三封的话,时间上又过了一天,但也有可能,因为破译要一定的时间。
  其实,现在我们要准确考证有没有那封神秘的电报,甚至考证准确“是哪一封”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因为在没有破译这封电报前,毛泽东就已准确判断,打鼓新场打不得,打又是“啃硬的”不说,还有可能使中央红军全军覆灭。没有这封电报,毛泽东都能够如此神算,并且不惜以刚刚获任的前敌政委之职力争,更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
  另据《卢志英事迹考略》一文介绍,关于毛泽东在苟坝掌握打鼓新场的敌情,不只是二局的电报,应该还有另一个来源:
  对于情报,因分析水平的不同,出现差异甚至完全相反意见的可能是有的,不足为怪,但是请读者注意,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同样的敌情,毛泽东和大家的意见截然相反,显然不正常。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毛泽东有着不只是二局单一的情报来源,或者说,有着同样来自二局但更深处,此时其他人包括领导人还不知晓的渠道。
  遵义会议之后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的历史的诸多记载里,有一个微弱纤小的细节记载。苟坝会议开会之前,毛泽东接见了几位“地方的同志”谈了很长时间,谈的是“根据地建设”。这是一个不完全是史学研究论文而是有着类似报告文学或传记文学的记载,因此人们有理由不予认真的对待。但我们咨询考察了它的出处,证实它有确实来源,而非信口浮言。
  文中提到的“几位地方同志”是谁,毛泽东同他们谈了些什么?该文作者在调查研究后得到证实,此时潜伏在毕节专员公署任总务科长的卢志英,对薛岳、王家烈及滇军的驻防,到毕节周围,包括打鼓新场的山川形势都做过详细考察,并将这些向党中央写秘密信件或电报,详细做过汇报。1935年1月底到3月期间,卢志英在毕节活动频繁,除了贵阳还不止一次到过昆明。并对毕节周围国民党部队有过详细的调查了解。文章中虽然没有直接点明“几位地方同志”的名字,但很明显文章作者倾向卢志英是其中之一的。
  此外,几十年来,平正仡佬族乡流传着一个故事:当地一个叫山登铭的地理先生,在仡佬族中很有威信,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1935年3月的一天,红军中的毛大汉请山登铭找几个仡佬族人摆摆龙门阵。于是山登铭约了苟在鹏等人到马坎兰石头见到了毛大汉。摆谈中,山登铭说他在打鼓新场周围看到很多国军,听当地人讲是打“红毛”的,叫毛大汉注意。毛大汉当即派人和山登铭一起赶往打鼓新场摸清了敌军布防情况。事后,毛大汉、周恩来等在兰石头召集二三十名仡佬族人开了一次感谢会,并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周恩来说,要不是山登铭和平家寨(今平正乡政府所在地)的仡佬族同胞,红军肯定要吃大亏。这时山登铭等才知毛大汉就是毛泽东。因此,可以判定毛泽东在苟坝会议前接见的地方同志中,除卢志英外,还有山登铭、苟在鹏等。
  正是毛泽东听取了卢志英、山登铭等地方同志的意见,确信打鼓新场有国民党重兵把守,才坚持放弃进攻打鼓新场,使中央红军免遭一次可能全军覆灭的危险。
  也许,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除了军委二局提供的有关情报,确也结合了“几位地方同志”提供的情报,坚定了他反对攻打打鼓新场的信心亦未可知。不管怎么说,这时的真理,掌握在他的手中!
  (来源:中央文献出版社 《寻找真理——苟坝会议十五问》 作者:杨生国)
关键词: 苟坝会议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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