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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严复为何心怀忧虑

非我族类 2017-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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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看来,五四运动确实是中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但在当时,即便是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都曾表现出对五四运动的忧虑,比如蔡元培和严复。他们都处在一个风云诡谲的局势之中,即便五四运动爆发了,国人仍在黑暗中探索,这种探索不知会通向何方,所以他们难免忧虑
  广义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评价,不是笔者能力所及。本文说的五四,是中国外交受挫后爆发的旷日持久的学生风潮。当时,从喧闹兴奋的大街和广场,从罢课的校园和平静的书房,从报馆和东交民巷的密室,从伺机而动的闲居政客的寓所,声音非常杂多。把各种异质话语处理成单一的正声,无助于我们理解纷繁的历史真相,无助于敏锐的政治辨识力的养成。本文略谈几位北大校长五四后发出的忧虑之声,带出一两个让人可以深度思考的话题。
  (一)蔡元培
  学生风潮大概是与20世纪一同来到中国的新生事物。1902年秋,上海南洋公学学生要求总办辞退教习,挟制未成,全体退学。这恐怕就是最早的学潮之一,从此公立学堂学生与校方作对,罢学退学,一时成为风气。1902年11月,蔡元培和中国教育会在上海创办爱国学社,就是为了让部分南洋公学退学学生有学可上。蔡元培第二年“不愿多问社事”,离职而去,在他后来的教育生涯上,有很多风潮在等候他。
  郭沫若自传第一卷《少年时代》有一些有趣记载。作者曾是“学生小领袖”,出了风头后颇有点飘飘然,学起抽烟喝酒来。辛亥革命前几个月,成都的中学生又为“请愿国会”举行罢课,郭沫若长于自剖,拒绝为参加罢课的心理冠以爱国的名号:“平常学生罢课,除极少数是热心运动之外,大多数是趁趁热闹,乐得天天都是星期。所以重要的动机与其说是热诚,宁肯说是偷懒。” “偷懒”没出息,“热心运动”未见得就是夸奖。
  五四那天北京学生上街后闹出轰轰烈烈的事来,有的涉嫌犯法被警方拘留。5月7日,被捕学生经蔡元培率领的校长保释,凯旋归校。此时蔡元培已萌生去意,他在5月9日悄然南下。当时学生意气正盛,即使是一校之长也不敢犯他们的逆鳞。蔡元培在一则奇怪的辞职启事上用“杀君马者道旁儿”之类隐晦的古文来曲折表达自己的忧虑。
  蔡元培的辞职经常被说成是被迫的,不然的话他就好像是战场上的逃兵了。所谓“军阀政府决定撤免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 一说,其实是想用正声来捂住杂音。一年前即1918年5月,北大学生到总统府抗议签订中日军事协定,蔡元培劝阻无效,自责“平日既疏于训育,临时又拙于肆应”,愤而辞职。后来他在教育部和学生的恳请下留任。这一先例足以说明,赵家楼起火之后,他想离开北大的心情必然更加迫切。
  经政府和北大师生一而再、再而三的挽留,蔡元培答应复出,条件是学生必须整饬纪律,不再参加校外集会。他肯定学生唤醒民众的功绩,不敢怠慢,但是他勉励学生尽瘁学术,并希求早日恢复“五四以前教育原状”。1920年5月,他又发表《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一文,再次强调罢课造成的损失,此时他说的话与郭沫若非常相近:“况且有了罢课的话柄,就有懒得用工的学生,常常把这句话作为运动的目的,就是不罢课的时候除了若干真好学的学生以外,普通的就都不能安心用工。”这句话粗看与郭沫若所说相近,细品一下我们发现,蔡元培没有把“热心运动”和“偷懒”完全分别开来:运动家可能恰恰就是“懒得用工的学生”。偷懒的人有了“话柄”,非但罢课心安,还神气活现。至于“话柄”是什么,慈蔼的校长不便说出。
  (二)严复
  再来看看严复对学生风潮的态度。
  严复从事西学教学之早,在他那一代人中是极少见的,称他为中国现代教育先驱,也不为过。1905年,严复出访伦敦,当时孙中山也正在英国(后来有“落难”之说,从中赚得丰厚政治资本)。两人晤谈,话不投机。严复有感于中国“民品太劣,民智太卑”,认为改革必从教育着手,以求逐渐更张。那一年蔡元培加入新成立的同盟会,与他的会党朋友们歃血为盟。此前他学习过制造炸弹,还想在爱国女校“预备下暗杀的种子”。这位前清翰林后来也坚信教育救国,不过那是晚到的觉悟。
  1902年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复校,管学大臣张百熙聘严复为编译局总办,两年后辞职赴沪。这是他第一次执教北大。1912年2月,严复又成为辛亥革命后首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校长)兼文科学长,这一年五月初,在新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提议下袁世凯批准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由严复署理校长。民国初建,财政支绌,加上与留日归来的教育部官员(他称为“东学党”)合作困难,严复在当年十月去职。但他在任职期间向教育部提交的《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以及《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都是北大校史上十分重要的文件。五四运动爆发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严复虽然“老病余生”,仍在密切关注时局。在6月20日致熊纯如的信上,他写道:“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
  学生应该认真向学,在这一点上严复是和蔡元培、蒋梦麟是相一致的。而且五四以后,学生领袖如傅斯年也反思运动,认识到从此之后应厚蓄实力,不轻发泄。 严复与他们略为不同的是从学生的行事风格推断他们的品质,得出他们不堪重任的结论。而在他看来,学生的举动与近年来北大的风气和提倡的一些观念相关,蔡元培本人也有责任:
  蔡孑民人格甚高,然于世事,往往如庄生所云:“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补,且有害也。
  蔡元培鼓吹俄国虚无党事迹,宣传世界语,提倡汉字改用拉丁字母,这些大概都是“偏喜新理”的例子吧。
  五四波及全国,严复四子严璿当时是唐山工业学校的学生,他在5月22日的家信上汇报,自己也参加了声援北京学生的活动,捐款五元。不料严复回信表示“深为不悦”,批评严璿“随俗迁流”,语气极为严厉:“如此直不类严氏家儿,可悲孰逾于此者!今吾与汝母均极伤心。吾见汝信,恨不即叫儿回家,从此不在各校求学也。”可见严复对当时的各类新式学堂都极感失望。整整四十年前(1879年),他从英国留学归来就执教马江船政学堂,后又先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和天津北师学堂总办,他是西学在中国开展的见证。如果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学生还是以街头演说为满足,他能不忧愤吗?蔡元培和蒋梦麟也会责备学生狂妄,但是他们还是积极入世的,对未来抱有希望。此刻的严复则不然,所谓的“历史大潮”早已把他边缘化了,他只能在私人信件中表达政见。
  严复关于五四的一些评点有两个特点。一是他认为学生太横暴,不利于形成健康讨论的氛围;二是他把学生运动放在大国在华博弈的背景下,警告国人注意外国势力的小动作。
  在那年7月,他寄严璿的诗中有这两句:“举国方狂饮,昌披等桀纣。” “昌披”(昌同猖)语出《离骚》(“何桀纣之昌披兮”),指狂乱放纵。这大概是当时对学生最恶毒的攻击了,恐怕不公。最令他失望的是遇到如此重大的问题,大家竟无法讨论。他在致儿子严璿的信上说:
  北京曹、章或亦有罪,而学生横厉如此,谁复敢立异,而正理从此不可见矣。
  国家之间的事务太复杂,他不信严璿那样十几岁的少年能真正理解。 如果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人都曾是京师大学堂教员)有罪,那也应该重视证据,由法律来处理。再说1917年至1918年间的“西原借款”与中国政府对德宣战相联系,很难用简单的利或弊来定性。严复所看重的是“立异”即持不同观点的权利,而且允许、尊重别人“立异”,也是求得“正理”的先决条件。专横的态度最大的害处就是消灭了心平气和研讨问题的气氛。现在我们读到这句话,心里也无法轻松。在北京以德先生、赛先生自榜的青年导师往往“不容他人之匡正”,反而是被讥为“保皇”、“保守”的严复要开明(liberal)得多,更懂德先生的真义。
  严复曾说,国民责望政府不宜过深。中国如此孱弱,处境如此艰难,勉强维护大局已经非常不易。有些美好的目标难以用合适的手段实现,那么这目标就不一定值得追求。他关注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为鹄易见”而“为术难求” 的事业就只能暂时搁置。让我们再回到1905年。当时美国的排华政策在中国很多城市引发抵制美货运动,严复是有深忧的。他担心那些大声鼓噪者并不真正爱国,担心他们又制造出新版的曹州教案和义和团运动,招来大祸。
  中国民情暗野,若鼓之过厉,将抉藩破防,徒授人以柄……今夫处孱国而倡言排外,使人得先我而防之者,天下之至危也。彼议不旋踵而取快一击者,初何尝恤国事哉!
  如果鼓动排外的人纯粹出于爱国心,那也可以理解——尽管愚顽与国不利。最危险是不择手段的“好义之徒”:
  今日好义之徒,必吹求他人之不义,于是或匿名函告,或宣布报端,必使其人于公愤而后己。而其事之实否,公等又无从以深知。
  不幸的是一些“学界少年”唱着高调,实际上另有所图:
  持议在我,而受亏在人。此时邀爱国之美名,他日冀成功之可居。此其用意,若明知而故蹈之,可谓至薄。
  抵制美货运动中不乏激昂的姿态和高亢的口号,但是那种顺昌逆亡的气势预示了不祥的趋势,无数细节又暴露出社会的脆弱:
  匿名揭帖遍于通衢,群情汹汹,不知风潮之所至。夫国民持议最忌主于一偏而不容他人之异说。仆为此正不可禁默之时,于是有通盘筹划之言进于社会,此无论其说之是也。就令理解不圆而际其时,于社会亦有一节之用 。
  这里严复表达的忧虑是与前面一样的。群情汹汹之际爱国少年如“不容他人之异说”就沦为暴徒了。此时的严复还在《中外日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并回应于右任的批评,他愿意在公共领域尽匹夫之责。到了1919年,热心热血的爱国言论更容不得“他人之异说”,既然正理难求,严复参与社会讨论的热情不免减退。他的表达手段由公而私,这一退缩恐怕不是社会之福。
  不合舆情的言论受到打压,严复深有体会。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而宣统尚未逊位之际,他对张元济道出自己的担心。他说,中国积弱腐败,原因很多(他曾悲叹中国人缺少“管理财政的道德能力”),并不能全部归罪于满人,汉人自己程度不高,也应为中国的问题负责。他意识到当时举国责骂鞑虏,发表这样的见解非常危险,“其之一出口,必将蒙首恶之诛,公敌之指,而躬为革命之少年与为其机关之报馆方且取其人而轘裂之矣。” 这种舆情的专制高度自发地压制“异说”,可能比徒有其名的“封建专制”更为可怕,然而极少出现在关于清末民初政治的讨论之中。
  严复对五四学生风潮不抱任何同情心,或许不对,但是他的忧虑却是极有价值的。还在晚清的时候,一些风潮就已暴露出致命弱点。二十世纪头几年大批中国年轻人去日本留学,但是当地一些为中国人特设的学校只是借教育之名行营利之实,浪费学生钱财时日,亟需整顿。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管理中国留学生以及相关学校的规则,很多中国学生反应过激,或罢课抗议,或退学回国,甚至强行要求一致行动。梁启超见此非常痛心,撰文(《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劝学生如陈天华在《绝命书》中所言“可了则了”。他将规则译出,置于日文原文之后,逐条分析,并由此指出这些条文利多害少。最令他难过的是留日学生在中国人中间固然得风气之先,然而连他们也无暇顾及细节,热衷于一哄而上的运动,中国前途何在?为此他深深惧怕:
  何为惧?惧吾国民常识之幼稚,断事之轻躁。遇一问题之起,不肯虚心研究真相,不虑其结果如何,而凭一瞥之感情以为标准。其异己者则惟挟意气以排之。……以大多数血气用事之人,而支配少数之有学识有经历者,且摧残之,此社会秩序所以一破而不可回复也。夫安得以不惧者!
  严复所忧惧的也是“学界少年”鲁莽专断的风格,也是自以为是的优秀分子面对错综的局势时意气用事的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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