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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华国锋批邓小平因担心邓模仿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毛

非我族类 2017-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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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
  邓小平曾经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去世之后,关于邓小平的工作安排,中央有各种考虑,其中就是担心邓模仿赫鲁晓夫全面批评斯大林的做法全盘否认毛泽东的做法。事实证明这一担心确实没有必要。
  毛去世后的几个月里,高层圈子一直拿不定主意,邓小平回来后是让他在华国锋主席手下当总理呢——就像当年周恩来效力于毛泽东或1974年上半年邓小平在王洪文手下工作一样,还是让他成为头号领导人?
  华国锋的资深顾问叶帅和李先念主张让邓小平在某个时候回来担任一定的职务,但是要在华国锋的领导之下。
  逮捕“四人帮”后不久,李先念去看望当时在北京西山疗养的邓小平时,鼓励他为回来工作做好准备。叶帅和李先念这两位拥立领袖的人也一再向其他人表示,他们支持邓小平复出。
  华国锋从未明确说过不应让邓小平回来工作。但是他在1976年10月26日——“四人帮”被捕刚过两周——做出指示,要继续批判邓小平及其让更多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即所谓的“右倾翻案风”)。
  然而,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已经不再鼓励批邓了。邓小平曾受到不公正对待,被认为要对“四五”抗议活动负责,很多干部对此都有意见,华国锋指示宣传部不要再提“四五”事件。他还承认,参加抗议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反革命,邓小平也没有参与策划此事。
  1976年12月12日出现了有利于邓小平的另一个突破。叶帅收到他的长期部下、时任中联部部长耿飚的一封信。耿飚在信中附了一份材料,证明“四人帮”篡改天安门事件报告中的证据,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叶剑英立即对他的部下说,这个新的证据很重要,应当为“四五”事件平反。叶帅收到这些材料两天后,邓小平便重新获准看中央文件。这时有很多人认为,邓小平的复出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尽管叶帅仍在说时机尚不成熟。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为邓小平恢复工作的问题,决定应当让他重新担任一定的职务。
  我们要记取赫鲁晓夫的教训
  《人民日报》的“两个凡是”的社论——标题是《学好文件抓住纲》(“纲”指阶级斗争)——在2月7日一发表,立刻就成为高层干部争论的焦点。假如毛泽东批准的所有政策和他的全部指示都要遵守,那么对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以及撤销邓小平职务的决定,也就不能再有二话。“两个凡是”的社论刺激了批评华国锋的人,而是否让邓小平复出则成为争论的中心。《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后来说,“两个凡是”一文堵死了让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复出的道路,也使参加过“四五”天安门事件的人无法得到平反,另一些冤假错案无法得到纠正。邓力群是奋起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之一,他把这个问题向王震提出,王震又提请政治局给予注意。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为筹备8月的中共十一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也开始大声疾呼。
  在离中南海只有几个街区的京西宾馆召开的这次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会议议程:(1)研究处理“四人帮”的下一步措施;(2)讨论1977年的经济计划;(3)筹划1977年下半年党的工作,包括提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这是在毛泽东去世半年后,中共领导干部召开的第一次大型座谈会。但与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相比,1977年3月的会议气氛仍受到那些认为坦率讨论毛泽东的错误还为时尚早的人的限制。即便如此,在某些问题上还是取得了共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文革”转向四化;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增加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利用。
  但是,在“文革”期间经受过身心折磨的老干部与这一政治运动的受益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分歧。
  1977年3月,华国锋在向中央工作会议作的冗长报告中解释了为什么抓捕“四人帮”之后还要继续批邓,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因此要继续进行。”他暗示邓小平不会完全拥护毛主席,并且又加了一句尖锐的话:“我们要记取赫鲁晓夫的教训。”人人都知道邓小平经常被批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他有可能效仿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华国锋想进一步维护毛泽东的遗产,他也意识到了处理“四五”事件引起的消极反应,因此对代表们说,对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然而他并不具备毛泽东那样的权威:陈云和王震两人广受尊敬,论资历和个人威望也远在华国锋之上,他们仍然敢于在自己的小组会上大胆直言,表示支持邓小平复出。
  在小组讨论中很多人支持陈云和王震的意见,可是负责整理会议报告的汪东兴没有把陈云和王震的发言以及随后的讨论收进去。汪东兴对他们说,只要修改一下发言,就可以收进会议简报。陈云和王震长期为党工作,资格远在汪东兴之上,他们回答说,把不把我们的讲话收进简报,那就随你的便。他们未经修改的发言虽然未被收入正式简报,但在会上会下广为流传。
  华国锋意识到了人们普遍支持邓小平复出,他说,要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一个人能做到七分正确就很不错了
  在发生着变化的政治环境中,华国锋力求掌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以便加强他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4月7日,中央传达了华国锋关于如何学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指示,其中提到毛泽东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一段话。一周后的4月15日,经华国锋正式批准,《毛选》第五卷出版。但不论华的指示还是《毛选》第五卷的出版,都未能阻止人们对邓小平重新担任要职的不断增长的支持。
  在这期间,邓小平明确表示他不支持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在4月10日写给华国锋、叶帅和其他中央委员的信中,邓小平表明了他对那篇有争议的社论的看法。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以这种聪明的说法承认了毛泽东的权威,但实际上他是在说,华国锋并不是解释毛泽东的观点的唯一权威;任何具体问题都要放在更大的背景里去看待,而与华国锋相比,那些长期跟毛泽东一起工作、与毛关系密切的中共领导人,更有资格从这个“更大的背景”对毛的观点做出判断。
  邓小平随后感谢中央为他洗清了名声,承认他没有参与天安门事件。他说,至于他个人的工作安排,“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他还建议把他这封信,连同1976年10月10日他写给华国锋表示支持其领导的信一起,印发全党。
  华国锋在收到邓小平的信时意识到,必须对日益高涨的支持邓小平复出的力量做出回应,于是他派忠实于自己的高层干部汪东兴和李鑫去跟邓小平商量他复出的事。此时华国锋已经肯定了“四五”示威活动的积极意义,因此邓小平对自己的好友说,他坚信天安门事件不久就会被看作一场革命运动。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没有心情满足汪东兴和李鑫两人向他提出的要求:在为他的复出做准备时,他要肯定“两个凡是”。邓小平告诉他们,如果把“两个凡是”奉为教条,为他平反的事就说不通,对天安门广场示威的肯定也说不通。
  邓小平又解释说,不能把毛泽东在某个场合做的事拿来解释他在不同场合和时间做的事。毛泽东本人也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不管什么人,只要做事就会犯错误。一个人能做到七分正确就很不错了。邓小平说,如果我死后人们能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足了。
  人们估计邓小平为了重返工作岗位,会写信公开表示接受华国锋的领导。邓小平也遂了他们的心愿。他在1976年10月10日的信中就已说过:“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保证15年或20年之久。”4月14日邓小平对信做了稍许修改后,华国锋同意将其印发党内。5月3日这些信在党内印发,一直下发到县团级。华国锋一度尽可能合理地拖延邓小平的复出,但最终,当邓小平写信表示接受他的领导后,华还是向势力强大的老干部所形成的气氛做出了让步——他们都希望邓小平回来。
  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议需要得到一个月后召开的党代表大会的正式批准,但邓小平在全会上已正式恢复了他在1975年4月5日以前的全部职务: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政治局常委的五人中邓小平排名第三,位于华国锋和叶帅之后,李先念汪东兴之前。
  本文摘自《周末》2013年1月24日代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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