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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入朝何以成为历史悬案 学术界如何看待箕子入朝的真实性

非我族类 2017-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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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入朝
  箕子入朝如今已成为一件历史悬案。史学界对于“箕子入朝”事件的真假一直看法不一: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关于此事的古籍记载都是捏造的,而持肯定观点的则认为该事件是可信的;当然还有一种中庸的观点认为箕子入朝不可全部否定或者肯定。
  一、否定观。有学者认为有关箕子其人其事的古籍记载不可靠,可能是后人附会或捏造的,因而不存在“箕子入朝”之事。齐思和在其主编的《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中指出:“《史记》中有殷末周初箕子率族人去朝鲜的记载。朝鲜后来也有关于箕子的传说,当然未必完全可靠。”周一良在《亚洲各国古代史》中认为:周武王灭商以后封箕子于朝鲜,是为朝鲜“开国”之始的说法,在《史记·宋世家》中有所记载,而在《史记·朝鲜列传》中则未有记载。这种说法是以后在中国史书里发展起来的,如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更具体地说箕子在朝鲜订了“八条”原则治理人民等等。司马迁的记载有无根据很难肯定,“但箕子开国的说法,可能是后人的牵强附会”,“以后在朝鲜出现的箕子墓和平壤的箕子井田等都是后人的附会。”延边大学朴真爽等编著的《朝鲜史讲义》也认为:“箕子朝鲜的传说不可靠,叙述上存在的严重矛盾,缺乏科学根据,不便轻信。”
  韩国学者李丙焘教授认为:《尚书大传》记载“释箕子之囚”是武王十三年,东走朝鲜的箕子又“于十三祀来朝(周)”,箕子在同一年内往返朝鲜和镐京两地,在交通工具极不发达的古代是不可能的。日本学者今西龙在《箕子朝鲜考》中认为:乐浪郡朝氏为炫耀其门阀,冒称自己是箕子的后裔。其后,占据古朝鲜故地的高句丽,又拜箕子为神。后来到李朝时期,朱子学政治、文化上居统治地位,朝鲜人便假托箕子为其先祖。这些观点和看法都否定了“箕子朝鲜”的存在。
  二、怀疑论或不定论。有学者认为对“箕子入朝”之事既不能完全肯定,也不应轻易否定,唯有付之存疑待决。我国学者冯家升认为:“从考古学上虽然不能证明箕子开辟朝鲜的传说,但从考古学上也没有证明其乌有。”黄炎培认为:《朝鲜史略》“谓箕子走朝鲜,率五千人以来,此说殊少根据。”封箕子于朝鲜之事,除文字记载外,此时尚未有古迹可以证明,因此,日本白鸟博士谓朝鲜人以箕子为历史有名的贤哲,为提高自家门阀,借箕子以装饰其系谱。此论似失之刻,怀疑史书记载,自可博求反对的证据,但在未得此证据前,最大限度,唯有付之存疑,否则,武断或盲从,其失惟均。
  杨通方认为:“箕子入朝”迄今考古方面尚未得到直接的印证,目前只能视为传说。但约公元前10世纪,古朝鲜已进入青铜时代,这一时期出土的文物与中国辽宁所发现的形制是一致的;战国时代的燕明刀钱,在朝鲜北部各地也大量地被发现,这说明中国和古朝鲜在文化上确实存在着联系。渤海、黄海沿岸古为东夷区,商朝灭亡后,箕子作为东夷人,“走之”朝鲜,不是不可能的。
  王辑五在《亚洲各国史纲要》中认为:“关于箕子有无问题,虽有种种说法,但是在没有发现有力证据以前,我们实难加以否定。”他说,在朝鲜南部和西北部曾发掘了许多石棚遗迹,这同我国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发掘的石棚同属一个系统,若把《史记》、《汉书》和朝鲜史籍中“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记事“和古棚遗迹对照起来看,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其次,古籍记载“殷人尚白(《礼记·檀弓》上),即崇尚白色衣物;而朝鲜人民自古以来便好穿白色衣服,这个习惯至今尚未完全改变。第三,中朝开国始祖的传说相同。中国商朝的始祖有“卵生”的神话,即商契母简狄因吞食玄鸟蛋而生契;而朝鲜开国的始祖也常有一种卵生的神话,如高句丽的建国始祖朱蒙,据说其母为日光所照而孕,生一大卵,朱蒙从大卵中破壳而出。“就这些事实和神话来看,也可以推知箕子于商朝亡后率遗民到朝鲜去,并不是无因的。”因此,“箕子入朝”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能轻易否定。
  三、肯定论。有学者认为古籍中关于箕子其人其事的记载是可信的,“箕子入朝”实有其事。张政在《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中,通过对“箕子与箕母”的考据分析,对“箕子朝鲜”作了肯定的结论。他认为朝鲜平壤附近的“箕田”古迹,因是箕子传来的商代田制,即仿照商代田制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故称“箕田”。朝鲜古代学者韩百谦著的《箕田考》一书记道:“箕田在平壤城南,含毯门和正阳门之间,保存得最好,阡陌皆存,区划最为分明。其制皆为田字形,每田有四区。每区皆七十亩。大路之内横计之有四田八区,竖计之亦有四田八区,八八六十四,井井方方的。”张认为,“箕母井井方方的和商代甲骨文田字相合,而一区七十亩则和孟子所说‘殷人七十而助’相合,这种划分的方法则是箕子从商朝传来的了。”他还坚信箕子王朝在平壤传了四十多代,约计八九百年,比周朝还要长些,直到朝鲜王箕准时才灭亡。
  金毓黻在《东北通史》中,通过中、朝史籍的研究,对“箕子入朝”给出了更为明确的结论。他认为“箕子之东封朝鲜”的记载最早可见于公元前2世纪初的《尚书大传》:“武王胜殷,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此后,我国史籍均有记载。如《史记·宋世家》的记载:“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箕子对鸿范,于是武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乐、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三国志·东夷传》的记载:“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根据上述记述,他结论道:“箕子之名,始见于《易》(明夷卦),亦一见于《左传》(僖十六年),再证以尚书大传、史、汉、国志之记载,则知箕子之东封朝鲜,盖已身履其地,为确有其事。”金先生还认为,不仅中国古籍中有关于箕子的记载,朝鲜古籍中也有记载。如《朝鲜史略》中“周武王克商,箕子率中国人五千入朝鲜”的记载;《海东绎史·引三才图会》中“箕子率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药卜筮,皆从而往,教以诗书,使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悉随中国”的记载;《朝鲜鲜于氏奇氏谱牒》中“武王克殷,箕子耻臣周,走之朝鲜,殷民从之者五千人,诗书礼乐及百工之具皆备”的记载等等,都可证实“箕子入朝”实有其事。
  邱世绪在《古朝鲜探索》中,根据周初实行大分封的史实,对“箕子被封入朝”的古籍记载也作了肯定的结论。他认为,周武王初定天下后,为了扩大和巩固统治区,曾大规模地实行诸侯分封制,当时的所谓“封邦建国”、“以藩屏周”,就是对贵族实行分封的结果。受封最多的是姬姓贵族,相传在周初所置的七十余国中,武王兄弟就有十五人被封为诸侯王。受封的异姓诸侯以姜姓为多,尚父(吕尚)就被封为齐侯。同时受封的还有一些殷商的传统贵族,箕子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周初分封的目的,是为了将分散林立的小邦合并建立起诸侯国,作为周朝统治中心的屏障。在这个过程中,其周边各族如所谓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纳入了周朝的势力范围。朝鲜在地理上属于“东夷”,因此我国史籍记载的“箕子被封入朝”的事,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如果视这些记载是后人的伪造,则很难令人想象两千多年前的学者如此伪造是为了什么。
  吉林社科院副研究员刘永智在《“箕子朝鲜”不应任意否定》一文中,以考古史料为据,指出1973~1974年在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青铜方鼎上有箕侯铭文,证明殷末周初,箕族的支裔确实生活在为燕控制的辽宁地区,箕子被释后,回到故地,但该地已为燕召公所据,于是东走朝鲜,故《淮南子·道德训》载:“柴,箕子之门”,其注释为“纣死,箕子亡之朝鲜,旧居空,故柴护之”。这说明箕子确实去了朝鲜。他还指出,指责汉朝史家捏造了“箕子朝鲜”是无根据的,朝鲜考古学家宥浩博士虽然对“箕子入朝”持否定见解,但承认“在卫氏朝鲜之前,有过箕子朝鲜是事实”。朝鲜既然有箕始之族,他们不是箕子的后代,也必定是箕子的近族支裔。这也证明箕子获释后,经过今日河北、辽宁的箕族地区移居朝鲜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学者王国维、李季、吴泽、李乃杨,日本学者林泰辅等,对“箕子入朝”均持肯定见解。然而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千年史苑中的这桩疑案尚待学者们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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