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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箕认识与历史观 檀箕认识与世界观

非我族类 2017-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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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
  韩国史学界对箕子和檀君的认识一直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韩国人是如何认识檀箕关系的呢?我们发现,由于现实要求和民族认同,韩国上古史不断被塑造,所以檀箕认识与韩国人的历史观、世界观都脱不了关系。
  檀箕认识与历史观
  虽然檀君和箕子对建构朝鲜半岛上古史的统绪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二者所扮演的角色又有所不同。檀君作为首出之君,王统的起源,很容易被作为整个族群之始祖。而箕子则因有向周武王陈洪范和在朝鲜行八条之教等传说,被作为教化之始祖。
  强调箕子的教化始祖地位,则会加强箕子与檀君的区别。朝鲜太祖元年(1392),礼曹判书赵璞(1356-1408)上书说:“朝鲜檀君,东方始受命之主;箕子,始兴教化之君。”檀君是天生神人,是土著,很容易被尊为族群始祖。箕子虽是圣人,仍为凡人,而且是外来的,作为族群始祖的地位本来就比较脆弱,而教化始祖地位又会掩盖他在这方面的地位。
  到朝鲜时期,檀君作为国家和族群始祖越来越受到重视。檀君至少在国家祭礼上取得了与箕子平起平坐的地位。世祖时进一步推尊檀君,“更定朝鲜檀君神主为朝鲜始祖檀君之位,后朝鲜始祖箕子为后朝鲜始祖箕子之位”,已有先后之别。
  箕子对于朝鲜王朝有着特殊的意义,不能不尊。朝鲜认为自己所继承的正是箕子之正统。朝鲜初年,郑道传(1342-1398)评价明太祖赐国号“朝鲜”一事时说,“天子之德,无愧于周武;殿下之地,亦岂有愧于箕子哉!”将李成桂作为箕子的继承者。
  强调李氏朝鲜远接箕子朝鲜之正统,则等于否定了新罗、高丽的正统地位。朝鲜后期随着小中华意识的增强,人们认为箕子用夏变夷,使东方成为小中华,而到了新罗、高丽时期又沦为夷狄,而李氏朝鲜建立之后恢复为小中华。
  但是,这样做也进一步加强了箕子与中华思想,与事大关系的联系,使箕子成为春秋大一统的象征。自朝鲜成宗朝开始,中国敕使路过平壤时也常去拜祭箕子墓。中国人将朝鲜称为箕子之国,并常向朝鲜人打听箕子后裔的情况。
  朝鲜王室在尊崇箕子时,也只是在经筵上首讲《洪范》,以明箕子之教,强调箕子的教化始祖地位。箕子越来越等同于孔子,淡化了箕子的族群始祖地位。而且,即使是教化始祖的角色,也不得不部分地让渡给檀君。因为随着檀君地位的上升,人们越来越不能接受首出之君、族群始祖与教化始祖分离的状态,于是有关檀君和檀君朝鲜文明创始的描述也就越来越多,檀君也就成了朝鲜文明的始创者。
  如果相信檀君是朝鲜首出之君,也就容易将檀君立国视为东方从鸿荒走向文明之开始。檀君的神话性格被解释为檀君以神道设教,也是教化的一种形式,也同样有教化之功。
  李种徽认为檀君在朝鲜半岛历史上的地位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伏羲、神农,其功绩一是教民编发盖首,二是使彭吴治水。虽然檀君命彭吴治国内山川的故事出现得很晚,各家多持否定态度,但是在大韩帝国时期的国史教科书中,则普遍采为信史,以奠定檀君的教化始祖地位。
  顺着这种思路发展下去,箕子逐渐被否定,而檀君完全取代箕子教化始祖的地位。再进一步,则发展出崔南善的“不咸文化论”,或李炳宪的“吾族四入中原论”,檀君更成为东亚乃至世界文明之始祖。崔南善的檀君研究就是要将韩国置于东北亚文化圈的中心,将檀君朝鲜设定为一个文化帝国。申采浩也将檀君朝鲜形容成一个实际存在的大帝国,并对于中国处于主导地位,提出了檀君族、扶余族的“支那殖民论”。
  檀箕认识与世界观
  从传统华夷观出发,强调箕子的教化始祖地位,等于强调以夏变夷的意义,也就将箕子与中华秩序联系起来了,箕子成为春秋大一统的象征。不过,檀君也同样能够与中华秩序发生关系,箕子的春秋大一统象征地位也同样会受到来自檀君的挑战。
  檀君与事大关系最直接的联系是传说檀君曾遣子夫娄朝夏禹于涂山。《世宗实录·地理志》说,“檀君与唐尧同日而立,至禹会涂山,遣太子夫娄朝焉。”《东国史略》说:“丁巳,禹南巡狩,会诸侯于涂山,遣扶娄朝焉。”许穆认为夫娄就是解夫娄。不少人将这作为东方事大之始。尹愭在其《咏史》诗中说得更加明确:“会彼涂山玉帛云,防风戮处赏刑分;须看扶娄朝夏礼,吾东事大自檀君。”
  到近代,主张卫正斥邪的儒学者也持这种看法。柳麟锡《宇宙问答》也说,“中国大尧之世,朝鲜檀君作而并立,及禹涂山玉帛之会,送子扶娄,中东之相感应,肇而有深矣。及箕子来君于东,则便即一国矣。”在《道冒编》中,柳麟锡又说:“檀君立国于尧之世,而事夏禹,送子扶娄于涂山玉帛之会,檀君贤智哉。”
  不过,随着朝鲜人独立意识的增强,这种倾向没有继续发展下去,甚至箕子在这方面的象征意义也被否定。在宗藩关系崩溃之初,学部编辑局所编国史教科书仍接受武王遥封箕子于朝鲜的说法,但是同时也强调箕子“罔为臣仆”的一面。在高宗称帝完成之后,中华思想彻底淡出朝鲜政治生活。
  因此1899年学部编撰的《东国历代史略》就不再提受封朝周等事,并在篇末按语中说:“《史记》称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又云箕子朝周过殷墟作麦秀歌。后世论者或驳之,以为箕子既誓罔仆,则武王安得而封之。既不受封,则又安有朝周之事。朝周者,疑微子而非箕子也,故今姑从之。”
  崔景焕所编《大东历史》强调:“我东檀箕三韩之时,自是堂堂自主独立之国,而至于圣朝乃复其初云。”所以,不仅否认有箕子受封朝周之事,强调箕子“罔为臣仆”,“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而且强调檀君朝鲜和箕子朝鲜与中原王朝敌对关系。他说:“至于箕氏德衰,兼值嬴秦之暴,而彼不敢虎视我蚕食我,则我东之为自古独立之国,信确凿有据矣。”
  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对檀君遣夫娄朝夏禹于涂山一事也有了新的解释,反映了近代国史建构对檀君神话的重新塑造。
  1895年学部编辑局出版的《朝鲜历史》和《朝鲜历代史略》还都接受了夫娄朝夏说。如《朝鲜历史》叙述说:“甲戌(夏禹十八年)遣子扶娄至涂山朝夏禹氏。”1899年学部出版的《东国历代史略》虽然也提到此事,但是叙述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说:“闻夏禹会诸侯于涂山,遣其子扶娄往会焉。”这里用“会”字而不用“朝”,表明对夫娄朝夏的解释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崔景焕《大东历史》对夫娄朝夏一事则叙述说:“丙子,一百二十九年(夏禹元年,西历纪元前二千二百五年)遣太子扶娄如夏涂山会。”这里也不用“朝”字而用“如”字。对于这种文字上的改变,崔景焕说,过去史书用“朝”字,乃“支那史氏之夸虚而构诬也”,“此出于倨傲自大之习风也”。又说:“至如遣嗣子赴涂山之会,则乃修邻国交聘通好之谊,如春秋鲁公子友之如陈,陈世子款之会诸侯于宁,毋有似乎近日万国之人赴博览之会也。”
  1906年6月玄采根据日本人林泰辅的《朝鲜史》改写而成的中等学校教科书《东国史略》,对于夫娄朝夏一事叙述说:“遣太子扶娄至支那夏禹氏涂山会,与各国玉帛相见。”1910年出版的柳瑾著《新撰初等历史》则说:“遣太子扶娄到夏(支那)禹氏涂山会参加会议。”
  柳寅植的《大东史》编撰于1917年至1920年间,也认为檀君曾派太子夫娄到涂山,不过《大东史》的说法是:“六七年甲戌(纪元前二二六六)遣子扶娄往会夏禹氏于涂山(是外国交际之始)。”
  各家都倾向于用近代外交概念来解释夫娄朝鲜一事,以为等同于近代参加国际会议,甚至等同于参加世界博览会。
  有关箕子的传说早有记载,檀君神话到十三世纪才见诸文字记载。后代不断演绎,内容日渐丰富,使我们能够理解檀君朝鲜和箕子朝鲜历史层累造成的过程,也能够据此理解檀君、箕子认识与国史建构之间的互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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