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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康日食考证:为何不能用当代天文科技精确计算出仲康日食

非我族类 2017-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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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康日食
  仲康日食虽然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好几处记载,但这些记载存在不少令人疑虑的地方,而且也没有确切的方法计算出仲康日食发生的地点和时间,所以它是否发生过史学界一直存疑。本文的笔者通过对古籍记载的整理和如何确定仲康日食发生地点时间的几大条件分析,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当代天文科技精确计算出仲康日食。
  一、《胤征》的天象是仲康日食
  《尚书·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尚书正义》:“[疏]乃季秋九月之朔,日月当合于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于舍;不得合辰,谓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礼》有救日之法,于是瞽人乐官进鼓而击之,啬夫驰骋而取币以礼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
  《史记·夏本纪》也有类似的记载:“帝仲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左传·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平子御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馀则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平子弗从。昭子退曰:‘夫子将有异志,不君君矣。’”
  参考译文:
  夏季,六月初一日,发生日食。掌管祭祀的官员请示所应该使用的祭品,昭子说:“发生日食,天子不进丰盛的菜肴,在土地神庙里击鼓。诸侯用祭品在土地神庙里祭祀,在朝廷上击鼓。这是礼制。”平子禁止这样做,说:“不能那样做。只有周正六月初一,阴气没有发作,发生日食,才击鼓用祭品,这是礼制。其他的时候就不这样。”太史说:“就是在这个月。太阳过了春分而没有到夏至,日、月、星有了灾殃,在这时候百官穿上素服,国君不进丰盛的菜肴,离开正寝躲过日食的时辰,乐工击鼓,祝使用祭品,史官使用辞令来祈祷消灾去祸。所以《夏书》说:‘日月交会不在正常的地位上,瞽师击鼓,啬夫驾车,百姓奔跑’,说的就是这个月初一的情况。正当夏正的四月,所以叫做孟夏。”平子不听从。昭子退出,说:“这个人将要有别的念头,他不把国君当成国君了。”
  《左传·文公十五年》载:“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礼也。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训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孔颖达云:“瞽为乐官,乐官用无目之人,以其无目,于音声审也。诗云,奏鼓简简,谓伐鼓为奏鼓。”夏僎云:“啬夫当是执役之贱者;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啬夫驰,庶人走,皆所以供救日之役也。”
  《左传·庄公二十五年》载:“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亦非常也。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参照《昭公十七年》和《文公十五年》、《庄公二十五年》,可以证明《胤征》“辰弗集于房”是日食,这一点确定无疑,《夏本纪》的“乱日”就是日食的意思。
  二、仲康日食的实际发生年和地区
  据笔者所知,要真正确定仲康日食的发生年,至少必须具备四个前提条件:
  1、正确的夏朝起止年——笔者的研究结论是:夏朝431年,前2189年壬辰~前1759年壬寅。
  2、正确的夏朝各王在位年数——这里主要表现为仲康在位年代,笔者的研究结论是:仲康,在位13年,前2151年庚午~前2139年壬午。
  3、正确的日食记载年——不是后人所计算出来的,而是上古遗说。
  4、正确的地理位置——据笔者考证研究,这与上古世界史相关,并不局限于现今的中国地理范围。
  以上四个前提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即使用精密的历法或者其它天文学技术来核算,其实际的准确率也会大大降低。这也是古今中外学者难以取得正确答案的原因所在。
  《尚书·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
  “仲康肇位四海”就是仲康即位,与“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连着说,表明日食是在即位的同一年,也就是仲康元年。
  《新唐书·历志》:“《书》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刘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会也。会,合也。不合则日蚀可知。或以房为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宁当以日在之宿为文?近代善历者,推仲康时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与‘辑’义同。日月嘉会,而阴阳辑睦,则阳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阴亦含章示冲,以隐其形。若变而相伤,则不辑矣。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传》‘辰在斗柄’、‘天策焞焞’、‘降娄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为缪,何独慎疑于房星哉?《新历》:仲康五年癸巳岁九月庚戌朔,日蚀在房二度。炫以《五子之歌》,仲康当是其一,肇位四海,复脩大禹之典,其五年,羲、和失职,则王命徂征。虞??以为仲康元年,非也。”
  既然是《新历》,这就可以肯定不是上古遗说,而是后人按照历法所推算出来的。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仲康“元年己丑,帝即位,居斟寻。帝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新唐书·历志》:‘张说《历议》:新历,仲康五年癸巳岁九月庚戌朔,日蚀在房二度。’)”
  清·林春溥撰《古史纪年》卷三:仲康“元年己丑,帝即位,居斟寻。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允侯帅师征羲和。原注:唐《大衍历》曰:新历,仲康五年癸巳岁九月庚戌朔,日蚀在房二度。虞【廣刂】以为仲康元年,非也。与《竹书》合。”(耿素丽编《先秦史参考资料八种(下)》第142页,北京图书馆,2007年12月)
  这个《新历》,应该就是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的《大衍历》。
  虞【廣刂】,(现在有作虞邝的,误,当以虞【廣刂】为准。)南北朝梁代大同年间(535年一546年)太史令。虞【廣刂】的仲康元年日食说与《尚书·胤征》相切合,应该是上古的遗说。林春溥以《竹书》仲康五年为是。
  明·钟惺著《夏商合传》二卷“仲康振策御奸党  胤侯率兵擒羲和”:“时有羲和者,尧时造历之羲和,二氏是其祖,盖以官为氏世职司天也,向居安邑,封国在泽。太康失国之后,二氏司天之职不举,一以沉湎酗酒为事,渐聚顽民,结邪党,害良民。仲康王既立,亦不来朝,召之亦不至。王命起桃往诰之,使改恶戒酗,修职奉上。羲和等迷迷醉骂王使,王忍之。至三年庚午秋九月,合朔日有食之,既而羲和不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10月)
  所谓“仲康五年日食”,是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在没有正确的夏朝年代基础上用自己编制的《大衍历》推算得到的结果,载于《新唐书·历志》中。这个结论是不可信的,因为按照《尚书?胤征》的说法,日食应该发生于仲康元年。而且,仲康元年说也得到了虞【廣刂】的印证。据此,可以断定,仲康日食是在仲康元年。而据历史学家研究,《古本竹书纪年》到了宋朝就失传了,一直到明代才由明朝学者重新编订为《今本竹书纪年》。那么,“仲康五年”说,当是采纳了唐代僧一行之说。
  另外,据笔者的研究,仲康时的都城斟寻,就是今中东的伊拉克境内的苏美尔城市拉尔萨(Larsa)。由于不清楚上古世界真实的历史地理状况,所以就不能知道日食是发生在今伊拉克境内,再加上其他的原因,现在古今中外许多学者的各种研究结论都没有得到过普遍的承认。
  据我们研究,仲康在位13年,前2151年庚午~前2139年壬午,日食发生于仲康元年,前2151年10月26日,庚午年丙戌月壬戌日,九月初一。
  查看刘次沅、马莉萍著《中国历史日食典》,李广宇等著的《夏商周时期的天象和月相》里李广宇《5000年日食表》,李勇《月龄历谱与夏商周年代》第135页,《〈授时历〉日食典(公元前2200~前1799年)》,以及第140页的古今中外13家“‘仲康日食’现有的研究结果”表,都不存在前2151年10月26日的日食。最接近的是《5000年日食表》和《中国历史日食典》的2151年7月30日5时28分日全食。干支纪年,庚午年癸未月甲午日,六月初一,有日食。
  天文学家吴守贤在《夏代仲康日食记载再读》一文中说:“由于某些天文常数的长期变化掌握不够精确,使得对将近4千年的外推不完善。”我们认为,这是不能用当代天文科技精确计算出仲康日食的主要因素之一。
  至于《夏商合传》所载,说明如次:
  第一,日食发生在仲康三年,表明作者并不认同“仲康五年”说。
  第二,仲康日食发生在庚午年,正与仲康元年(前2151年,是庚午岁)的干支年相合。
  故录而存之,以为辅证。
  摘自《世界三皇五帝十纪与中国上古历朝年代通考》
关键词: 仲康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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