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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中的苏联和美国:斯大林和杜鲁门的较量

非我族类 2017-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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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
  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两极分化的冷战时期,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和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就是这两极的统帅。斯大林乾纲独断,让外界摸不着头脑,更让美国总统杜鲁门疑虑重重。于是,斯大林和杜鲁门在很多方面都互相戒备、竞争,让整个世界危机重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美国和苏联尚有余力雄踞于当世。美国本土没有受到战争破坏,经济上更是前所未有地强大。虽然美国对其很大部分的战时军事力量实施了复员,但最初只有它拥有原子弹。苏联在战争中遭受了极大摧残,有两千多万人丧生,但它仍然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强国,拥有400万人的军队,它在中欧和东欧所控制的人口和地域远远超过了1939年以前的边界。人们开始普遍地把这两个国家称为超级大国--也就是巨型大陆领土国家,掌握着庞大的资源,使包括欧洲的老牌大国在内的其他所有国家都相形见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浮现出的这种两个超级大国并存的国际体系中,其中一个会很容易把另一个确认为唯一的危险敌国。在这种局面下外交上的平衡很难维系,因为一个超级大国会视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任何行动为可能的侵略和挑衅;而在不了解对方力量的情况下,其中一方会夸大对方的力量和危险性。1945年以后,美苏之间的关系就处于这种令人不快的境地。更有甚者,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马列主义的共产体制之间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敌对。这种不断扩大的外交、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利益冲突最终被冠以“冷战”之名,这是因为尽管敌意和对抗尖锐激烈,但却从未导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生公开和直接的军事冲突。
  在“二战”结束时,任何人都不可能了解,乾纲独断的斯大林,还有他在克里姆林宫里的扈从到底相信什么,想得到什么。或许他们认为,苏联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到来。或许他们对在东欧和世界其他地方寻求市场的美国资本主义野心勃勃的目标忧心忡忡,又或者因美国垄断了原子弹而焦虑不已。无疑他们自己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来巩固对战争中获得(也可以说是收复,因为这些领土中有一些是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在“一战”结束时丧失掉的)的领土的控制,并且为苏联的国家安全建立一个周边缓冲带。无疑,他们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局面中看到了推进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机会。
  先不论苏联人采取的行动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还是为了实现共产党统治之前的俄罗斯的古老野心,抑或是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共产主义,反正杜鲁门总统及其幕僚,还有绝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苏联笃定要牢牢控制中东欧,进而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进攻。美国政府由此制定了一套全球性的“遏制”战略,美国及其盟国可藉以“遏制”来自苏联的新的侵略。尽管美国政府主要是针对苏联的扩张和扩张威胁采取直接的军事步骤,但在美国还是有许多人把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归咎于克里姆林宫首先发起的行动。
  在欧洲,大战临近结束时,苏联军队占领了东欧和易北河以东的德国。美国、英国和法国军队占据了德国的其余部分、奥地利的大部分和意大利的全部。战争期间,哪个国家的军队占领了一个地区,就由这个国家行使政治权力。以这种方式,由于红军横扫中东欧大片土地,所以苏联人也就在这些地区施加了政治控制,有1亿人被置于苏联的支配之下。美国却也在对意大利的占领中把苏联排除在外,使之无从承担积极角色(在亚洲对日占领中亦复如此)。对苏联而言,对一国的占领就意味着要全面控制该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意味着它有权按照自己的样子塑造被占领国。在另一方面,西方各国却曾经希望建立多元和民主的社会,而这些社会还要对西方的贸易和影响敞开大门。战争期间美国人和英国人本来已经做出让步,承认苏联在它从纳粹手中解放的东欧的支配地位,但是没有多久,他们就对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沦为苏联支配下的共产党国家感到不满。然而对斯大林而言,这种转变却是确保边界线上的“友好政权”的唯一途径。早在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就开始谴责苏联人违背了在东欧国家举行自由选举的承诺,并在德国的联合占领问题上不合作。美国的外交官们开始相信,苏联对东欧的控制与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在20世纪30年代的侵略是一样的,而杜鲁门本人也经常将此二者相提并论。斯大林本来尽可以像一个致力于保护苏联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者那样行事,而不必让自己看上去是在急着推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但是斯大林顽固强硬,对资本主义的包围过度疑虑,对世界舆论又缺乏顾忌,使得西方难以和他在冷战中打交道,也无从判断究竟哪些属于苏联合法的安全需要,哪些又属于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狂热使命感。
  本文摘自《冷战到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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