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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自述南京大屠杀杀人像杀猪

山南慕北 2016-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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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每日新闻》)报道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100人为胜者。
  日军自述南京大屠杀杀人像杀猪
  中山码头遇难者五千余人 幸存者梁廷芳: “十六日早饭后十二时前,突有日军七八名持枪来。即挥手令余等五人随其出走,因不知其用意,只得听其指使,跟至华侨招待所后大空场时,见有数百人席地而坐,余等亦随坐其旁。继之陆续由日军从各方驱来平民多人,大空场人已满,复送入对面两大空院中。当余等到达时约十二点钟,一直等到下午五时,捕捉人数,除带走一部分之外,仅在大空场上就有五千人以上。此时天已渐黑,即由日军指令以四人列,依次向下关方向而行。到达下关已六时多,即将余等置于中山码头沿江人行道上,我还以为渡江做工,初不断其实,此空前绝后惨无人道之大屠杀也。少顷,即有大卡车二辆满载麻绳驰至,复有新式汽车一辆到达,下车似一高级长官,即有多数带刀者趋向前向其敬礼。高级长官嘱咐数语,该带刀之日本军官即令其士兵分取麻绳,然后向东西分散,同时在路当中每数十步放置机枪一挺。约十分钟后,即听到步枪声响,时在午后七时光景,大屠杀开始矣。枪声离余等坐处约一千公尺,东西连续放射各五枪则停一二分钟,继之又响。但机枪则未用,因天黑看不见,机枪恐枪杀不彻底也。屠杀至夜约十点钟,余等借着月亮看见东边有十余名日军正在捆人执行屠杀,状至极惨……增荣对余云,如其等待屠杀,不若投江一死。廷芳则以为总是一死,两个即携手投入江中,自料必毙身鱼腹,乃江边水浅深及大腿,一跳不死,则不愿再往深处。万恶的日军,见余等投入江中尚不肯饶,即以机枪向江中扫射,惟恐留下活口作今日对证也。廷芳伏水中,忽由右侧射来一弹,由后肩窝穿入前肩窝而去……”
  过了一会儿,结束了清理作业的苦力们在江岸上排成了一列,接着是一阵哒哒哒哒的机枪声,这群人有的仰面倒下,有的朝前跌入江中。” 今井正刚当时是《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朝日新闻》南京分社设在大方巷。十二月十五日晚上,他和中村记者在分社门外发现了“一支望不到头的中国人的队伍”,“被带到屠场上去”,就一直尾随着跟到下关的中山码头。 机枪声震动了脚下的土地,接着是一阵潮水般的呼喊声。 日军阻止他们走近: “不行,记者先生,那里太危险,流弹乱飞。” 今井对中村说:“真想写下来。”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写,可是现在不行。但我们都看到了。”中村说。 今井说“我还想再看一次,就用这双眼睛!” 今井把看到的一切写出来了——十九年后的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他的《目击者的证言》在日本发表。
  有良心的人,总会说真话的。 幸存者刘永兴: “我们是老南京了,住了好几代了。日本人进南京那年,我二十四岁,我是做裁缝的,那时住在城南张家衙。家有父母、弟弟和结婚不到半年的老婆。我们五个人都躲到大方巷的华侨招待所里面。 那天下午,一个鬼子到我们住的门口,他朝我招招手:‘出来,出来!’我走过去了,他要我弟弟也一起跟他走。 走到对面一个大广场上,已经有不少人坐在地上了。过了一会,翻译官说:‘做苦力去,都到下关码头搬东西去!’ 有的不去,当场一枪。排好队就走,前头是穿黑制服的国民党警察开路,后头是日本人的马队押阵。路上死人很多,碰到人就抓,都带走。哪个跑,就开枪。 挹江门边上国民党的官兵好多被日本兵抓了,用铁丝穿大腿,一串一串的,都穿着军装。 到了下关码头天黑了。抓来的人很多,二十个一串捆着,捆好就用枪扫。我在前面,连忙跟着别人跳江。这时,子弹的响声把耳朵都要震聋。打破头的,打断手的,一片哭叫声! 我身子全在泥水里,只有头露在上面。子弹从我的肩上穿过,棉袍子里的棉花都打出来了。机枪扫过后,日本兵又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捅。没有打死的哇哇地叫。我在江水中朝岸上看,只见刺刀的亮光一闪一闪的,日本兵一边‘嗨!嗨!’地喊,一边朝乱七八糟的死尸堆里用刀戳,惨叫声听得人汗毛都要竖起来! 刺刀捅完又用火烧。火很旺,吱吱的响。没有死的人一着火手脚乱动,大声地惨叫,一会儿就不动不叫了。我在水里,日本兵下不来。天又黑,他们看不见,所以保了一条命。天快亮的时候,他们走了,我才慢慢地爬上来,那天爬上岸的有十多个人。
  水里泡了一夜,冷也冷死了,吓也吓死了,我上岸后躲进了一个防空洞。躲了一天,晚上转到一个尼姑庵。庵旁边有个草棚子,棚里面有个四十多岁的农民。我掏出十二块大洋,求他救救我。说了许多好话,他才烧了一点胡萝卜给我吃,又给我换了一套对襟的蓝布老棉袄,还有一条手巾,我拿来扎在头上,就这样逃了命。”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找到了刘永兴。过了青溪上的竺桥朝前走,小巷的丁字路口就是他的家。他中等个子,很健朗,红润的脸,头发和胡子都花白了。他今年七十四岁。他是南京玩具厂的退休工人,可仍然丢不下他的裁缝的老手艺。我去访问的时候,他正戴着一副老花镜在裁剪衣服。他用一口地道的南京话向我叙说九死一生的经过时,有一句话重复了十几遍: “吓人呵!吓人呵!日本兵狠呵!” 杀人者田所(日军士兵): “那时我们驻下关。我们用铁丝网上的铁丝把抓来的俘虏每十个捆成一捆,推入坑中,然后泼上油烧死。有种杀法叫‘勒草包’,杀时有种像杀猪一样的感觉。干着这些事,对杀人就会变得无动于衷。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太司空见惯了……再者,因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它了。 “也有用机关枪扫射杀人的。把机枪左右两边一架,哒哒哒哒扫射。” 这是一个有勇气的人。说真话是需要勇气的。
  “在那宽阔的江面上,漂浮着数不清的死尸。放眼望去,全是尸体,江岸上也是,几乎看不到边。这些死尸中不光是士兵,还有许多平民,有大人也有孩子,有男有女,就像满江漂流的木排,缓缓地向下游淌去。把目光移往上游,看到的也还是尸山,简直无边无际。 扬子江正在变成一条死尸之河。” 幸存者说—— 我叫潘开明,今年七十整。小命是捡来的。我从小就命苦,父母早死了,姐妹八个给了人家四个。大妹妹早出门了。我是老大,十四岁到水西门的陈有记理发店当学徒。学了三年,自己挑担,手里拿一副行头,两块薄铁板中隔一根木棍子,一拉嗒嗒嗒响,剃一个头十个铜板。生意不好,连青菜煮黑面条还吃不饱,晚上还去拉黄包车,就这样一天也挣不了几角钱。活不下去了,一个弟弟卖了三十五元,还有一个小弟弟给人拐走了。 日本人来了,先扔炸弹。成贤街的教育部、中央大学都炸了,八府塘那边炸死不少人!难民都跑,拉黄包车生意好了,新街口到下关一趟能挣四角钱。没有几天,日本兵进了城,我躲到鼓楼二条巷二十四号的洋房里。那里是难民区,那年我刚好二十岁。 十三日上午八九点钟的样子,我出门去看看,碰上三个日本兵。他们把我带到大方巷口的华侨招待所。日本兵把我和另外七八个人关在一间小屋里,三天不给吃不给喝。十六日下午,日本兵把我们赶出小屋,用绳子一个个地反绑起来。排好长的队伍后,又用长绳子把队伍两旁的人的膀子与膀子连起来。我排在右边,从前面数下来约是第七八个,两边有日本兵扛着枪押着。 到了下关,走热河路,再往靠河边的一条小巷子进去,到了煤炭港,就是以前火车过长江的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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