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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后军阀混战孙中山难辞其咎 日本为什么保护孙中山

山南慕北 2016-08-08 16: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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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革命的失败是民国史上一个不幸的开端,军队干政、起迭不断的革命与反革命,引致兵祸连连,有些说法甚至提到“孙中山对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军阀混战难辞其咎”。
  二次革命后军阀混战孙中山难辞其咎
  1913年6月,《大公报》转述《大陆报》的文章《中央政府与国民党之问题》指出,宋案与借款案只是引线,国民党早就处心积虑欲推倒中央政府,取而代之。即便没有两案发生,国民党的计谋也早晚会发作。二次革命最后以中央政府北洋军击溃孙中山军队而告终。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才宣布承认帝制,大家要注意这个帝制不是封建皇帝,而是著名的君主立宪制。这实际上是对袁世凯的一种削弱,可袁同意了。袁世凯接到推戴书最后表示:“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
  也就是说二次革命的缘由根本不是袁世凯称帝,这就是一场武装叛变,夺取中央政权。
  1915年12月25日,护国运动爆发,这实际上是两种民主体制(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的对抗,当时的百姓无知,以为封建统治又回来了,最终把袁世凯推翻了,也为日本入侵埋下了祸根。
  再来看善后大借款真相:
  国民党声称袁世凯不顾普遍的民意和国会反对,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丧权辱国的善后大借款,扩充军备为自己消灭南方同盟会力量做准备,是严重的违宪行为。与国民党的声称相反,当时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以及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有舆论指出这是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是争权夺利而发动的武力行动。
  另外,国民党在对袁世凯的指控忽略了两个事实,孙中山在1912年8月公开声明赞成善后大借款。当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抵京共商国是。在京期间,孙袁两人切磋借债问题,孙中山这样评价善后大借款:“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启政府侈肆之心。”而且,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在回国前,就曾经找过美国、英国、日本等列强商洽借款事宜,但只有日本同意借款。1913年春,孙中山为筹措资金而与日本人签订《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这真是贼喊捉贼啊。
  马丁.路德.金认为:“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在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孙中山等人采取的手段为当时社会所不齿,注定要失败。
  袁伟时指出:“政治领袖的抉择,可以深刻地影响历史发展的面貌……如果政治家拒绝兵戎相见,坚持以政治斗争、法律手段和诉诸公民的理性和良知的方式解决纷争,中国的政治家和公民就有可能逐步净化和提高自己,从而逐步把中国社会推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而孙中山首开民国滥用武力、以刀枪分“是非”之先河,对此后一系列接踵而来的武人干政、军阀混战事件实难辞其咎。
  日本黑龙会为什么保护孙中山
  在二次革命爆发后,陈炯明于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8月2日,孙中山便带着胡汉民等人乘德国轮船“约克”号离开上海,准备前往广东领导革命,但等孙中山一行人于8月3日抵达福建马尾的时候,广东形势突变,陈炯明手下的将领发动兵变,局势已经失去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在香港的张继、马君武请日本驻港总领事致电福州领事馆,让福州领事告知孙中山广东已无可为,让他们采取应变措施。
  日本驻福州领事找到孙中山后,将广东的变故详细告知,孙中山便表示愿意前往日本,但日本领事称日本政府对中国时局采取中立政策,是否接纳孙中山避难尚不得知,于是他劝告孙中山前往台湾暂避。孙中山听后,便于次日赴基隆。就当时的而言,日本军部是同意孙中山来日本的,但外交上却反对接纳,这使得孙中山感到左右为难。这时,黄兴突然从香港直接前往日本神户,并希望孙中山能与之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便在给日本友人发电报后,也乘船前往神户。在孙中山航行期间,日本政界元老犬养毅和黑龙会领袖头山满向政界反复交涉,终于妥善得将孙中山安全接到神户的一个别墅保护起来。当时宋嘉树(即宋庆龄之父)也在神户的东方大旅馆,随即为孙中山展开对外联络。数日后,胡汉民和廖仲恺也来到神户与孙中山会合。
  8月16日,孙中山、胡汉民等人离开神户前往东京,到后便住在头山满宅邸的隔壁——东京赤坂区灵南坂町27番地海妻猪男彦宅,直到一年后才搬到丰多摩郡千驮谷町大字原宿109番地。头山满是日本黑龙会的创始人,其人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既支持日本对华侵略,又支持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这次孙中山等人遭难,他认为是“穷鸟入怀,猎夫不杀”,孙中山也由此在东京呆了近3年的时间。
  在日本定居后,黄兴也赶到东京与孙中山会和,两人重逢之时,相对无语,其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这二位领袖产生了分歧并发生争吵,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原因是党内组织涣散,党人不听指挥,缺乏严格的纪律,以至错失良机。因此,孙中山认为,这次革命完全是败于自己而不是袁世凯。
  黄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二次革命”是一场迫不得已的革命,完全是袁世凯一手造成的,而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我双方力量过于悬殊。由此,黄兴不同意孙中山立刻发动第三次革命的主张,而是提出要积蓄力量,以图再举。孙中山对黄兴的消极态度很不满意,随后便在东京着手改组政党的工作。孙中山认为,革命之所以遭受惨痛失败,原因还在于党内“革命成功、革命党销”的思潮,加上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党内纪律全无,几如一盘散沙;要想打败袁世凯,就必须将这个形同虚设的国民党痛加改造,所谓之“毁党造党”,即将原国民党重新改造成一个新党,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中华革命党”。
  事实上,中华革命党还是倚靠当年同盟会的老底子,至于宋教仁组建国民党时期合并而来的那些政治力量,当时已经名存实亡,也就干脆剥离出去。另外,孙中山在建党时提出,革命程序应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这是孙中山首次提出这一成熟理论,这也为后来国民党的施政提供了理论支持。中华革命党最为人诟病的是孙中山说提倡的准极权体制,那就是党内要无条件拥护党魁(就是孙中山自己了),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党魁直接指派;党员也分成三个级别,即“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所有的党员必须立下誓约,并加盖指模(即按手印),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并立誓如下:“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同生死”。誓约的最后还加了一句,“如有贰心,甘受极刑”(这就有点过分了,搞得跟黑帮入会一样)。
  对于这个誓约和仪式,很多老同志都表示不理解也不赞成,但孙中山认为革命失败就是因为缺乏纪律导致,因而对此毫不相让,绝不妥协。孙中山说,“第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第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第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你们的见识有限,所以应该盲从我);第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这绝无退让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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