葱花拌饭
咸丰帝在位的咸丰年间（1851-1861年），清王朝可谓内忧外患接踵而至，风雨飘摇。那么，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咸丰帝究竟是如何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抉择中寻找平衡，他的政策选择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和影响呢？
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一个无法回避的烂摊子
咸丰帝即位伊始，就不得不面对两大棘手难题：
- 内忧：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运动于1851年在广西金田爆发，迅速席卷南方数省，建立政权，与清廷分庭抗礼。还有捻军等其他反清起义此起彼伏，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
- 外患：西方列强不满足于既得利益，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英法联军甚至一度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迫使清廷签订屈辱条约。
政策选择的天平：摇摆与无奈的“先安内后攘外”
面对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咸丰帝及其统治集团的政策选择，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以“安内”为首要，对“外患”采取妥协退让以争取喘息空间的特点。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既是一种无奈，也是基于现实考量的“两害相权取其轻”。
一、倾力镇压太平天国与各地起义——“安内”为重中之重
天平天国运动的迅猛发展，直接威胁到清廷的统治中心和财赋来源。因此，咸丰帝将主要军事力量和财政资源投入到镇压太平天国及其他起义上。
- 倚重汉族地主武装：在八旗、绿营腐朽不堪、战斗力低下的情况下，咸丰帝被迫同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官僚兴办团练，如湘军、淮军等。这些地方武装逐渐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清朝，但也开启了地方督抚权力膨胀的先河。
- 调整财政政策：为筹措巨额军饷，清廷除了加重赋税外，还开征了厘金（商业税），发行官票、钱钞等。这些措施虽然解了燃眉之急，但也加重了人民负担，埋下了更深的社会矛盾。
| 对内政策要点 | 具体措施 | 主要目的 |
|---|---|---|
| 军事镇压 | 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支持湘军等团练武装；调动绿营、八旗残余力量。 | 迅速平息太平天国及各地起义，稳固统治秩序。 |
| 财政支持 | 开征厘金，发行纸币，加征赋税，捐输报效。 | 为军事行动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 |
| 政治安抚与分化 | 对起义军进行招抚（尽管效果有限），试图瓦解起义队伍；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 从内部削弱反抗力量。 |
二、对列强妥协退让——“攘外”的无力与屈辱
与对待内忧的坚决态度形成对比的是，咸丰帝在处理对外关系，特别是面对英法联军的侵略时，显得犹豫不决，最终多以妥协退让告终。
- “以夷制夷”的幻想与失败：起初，清廷试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但在强大的实力差距面前，这种策略收效甚微，反而显得幼稚可笑。
- 战和不定，最终屈服：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帝一度主战，但其指挥失当，清军节节败退。当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时，他又仓皇逃往热河，留下恭亲王奕訢在北京与列强议和，最终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失了大量主权，赔偿了巨额银两。
- “羁縻”外交的延续与破产：咸丰帝及其许多大臣仍抱有“天朝上国”的虚骄心态，对外交的认知停留在传统的“羁縻”政策上，缺乏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和国际法意识，在与列强的交涉中屡屡被动。
平衡的难度与政策的代价
咸丰帝试图在“内忧”与“外患”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事实上，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军力与财力的捉襟见肘：有限的军事力量和财政资源，使得清政府难以同时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将主要力量用于“安内”，就不得不对“外患”采取妥协；而对外的屈辱求和，又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虚弱，也可能间接影响内部平叛的士气。
- 统治集团的腐朽与矛盾：咸丰朝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官员腐败，决策效率低下。许多官员要么墨守成规，要么空谈误国，难以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咸丰帝本人虽然并非完全庸碌无为，但也缺乏雄才大略和坚定意志，在关键时刻往往优柔寡断。
- 深远的负面影响：对太平天国的残酷镇压，造成了巨大的人口伤亡和经济破坏；而对外的妥协退让，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同时，为镇压起义而赋予地方督抚的军政大权，也为后来的军阀割据埋下了隐患。
结语：一个时代的悲剧缩影
总的来说，咸丰帝在咸丰年间，面对内忧外患的空前危机，其政策选择的核心理念是“先安内，后攘外”，即优先集中力量镇压国内的起义，而对外国侵略者则尽量采取妥协退让的策略，以换取稳定内部的时间和空间。然而，在清王朝国力日衰、统治腐朽的大背景下，这种平衡术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陷入了内忧未平、外患又至的恶性循环。咸丰帝的努力，更多的是一种挣扎与无奈，他的政策选择不仅未能挽救清王朝的颓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其衰落的进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段令人扼腕的悲剧。阅读者不难从中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动荡不安以及统治阶层面临的艰难抉择与深刻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