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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因病去世 享年83岁

刀鱼 2017-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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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10日早上6点12分,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3岁。
  可能你会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是,我们熟悉的那些浙江考古重要遗址:河姆渡、良渚反山、瑶山……牟永抗在考古学条目中,有着这样的定义:主持、参与、填补空白,他是浙江考古的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
  上世纪60年代以前,牟永抗便参与了浙江境内几乎所有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六十多年来,长期从事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在浙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中国史前玉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以及浙江瓷窑址考古学的探索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也是钱江晚报《文脉》栏目曾采访过的文化老人之一,记者曾在2012年对牟先生做过一次深度专访(详见本报2012年12月21日D1—D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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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下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浙江考古所)的考古专家坐在一块儿,和记者说起了牟先生的往事,大家感慨:浙江考古的一个时代结束了。
  去年11月,因为要采写“良渚考古80周年”专题报道,记者去老人家里请教。自从2013年被查出癌症之后,牟永抗一直在做化疗,同事们说,他是抗癌斗士,几次都挺过来了。考古所副所长王海明说:“牟老师是沙漠里的一根草,环境越是恶劣,越能扎根。”那次,先生看起来气色还不错,头发乌黑。
  牟先生最后一次公开场合的露面,是去年11月25日,杭州,良渚考古八十周年学术纪念会。那时的他,身体已经不好,却坚持来到现场,坐在第一排。
  在杭州,曾有一块重要的门牌号码:环城西路70号。那幢民国别墅的办公室里,曾坐着这些人:沙孟海、邵裴子、郦承铨、陈训慈、朱家济、王士伦、汪济英等等。1953年,20岁的牟永抗也成为了这个重要学术机构——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一员。那些星光,一颗颗熄灭了,如今,只有汪济英先生还健在(也是本报《文脉》的文化老人)。
  浙江考古所所长刘斌还记得,1985年在离开吉林大学前往浙江考古所工作时,张忠培先生(那时还是吉大老师,后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叮咛说:“到浙江工作要好好跟随牟永抗先生学习,他和南京博物院的纪仲庆先生都是考古大家。”
  到了所里后,刘斌就跟牟先生一个办公室,发掘良渚反山、瑶山,都在一块儿。不同于很多考古学家的不苟言笑,刘斌发现牟先生很有性格。牟先生有两个外号:大头、弯弯绕。
  大头,是说他脑袋里装了太多东西;弯弯绕,他思维和说话的方式很独特,不喜欢直截了当说问题,喜欢弯弯绕绕。
  牟先生对考古后辈的关注,也时常被人提起。
  1986年,浙江考古所开始筹备良渚考古五十周年会议,除了计划发掘反山等工作外,牟先生还给大家规定论文题目,说:“我们浙江作为东道主应该有一组像样的论文。”他和刘斌合写了《论良渚——良渚文化发现五十年回顾与展望》,还给刘斌开了长长的书单,详细讲述了浙江的考古史以及中国史前考古史。刘斌用了半年多时间阅读,最终在牟先生指导下完成了文章,“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就有这样的机遇,这对于我日后的学术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一直感恩牟先生。”
  当然,牟先生的关爱也是“爱恨分明”的。他的严格,学生们都尝过滋味。考古所副所长王海明说,浙江考古的很多传统,都是牟老师一手带出来的,“比如不让我戴手套,因为发掘时,戴手套和不戴手套,手感是完全不同的;不允许考古工地上有凳子,会破坏现场,我也坚持下来了,现在膝盖长期蹲不下,但我现在还是很感恩。”
  2000年,浙江考古所研究员方向明协助王明达(另一位良渚考古的开拓者)整理反山遗址,有一天,牟先生问:“工艺(玉器)这块,你觉得怎么样啊?”
  “工艺这块,我觉得差不多吧,我没问题的。”方向明很自信。
  “从平常的聊天中,我判断你及格肯定是不到的。”这是牟先生的“毒辣”。
  但2006年,方向明的妈妈病重,有一天,牟先生很严肃地跟他讲:“钱够不够?我刚刚房子卖掉有一笔钱,你要是不够,尽管开口。”
  1989年,方向明来浙江考古所之后,开始整理牟永抗89年后撰写的文稿,公开发表的有100多篇。他发现,先生从1995年退休后,写作精力旺盛,尤其在2000年前后到了高峰,很多文章都在那时写就,包括很重要的《东方摇篮中的奇葩——中华史前古玉研究再思考》,以及关于河姆渡遗址、南宋官窑的文章。
  而去年,牟先生82岁,还为新出版的《浙江汉墓》写了序,这是他最后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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